6月1日的《新闻联播》权威发布的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数已接近7万人，可能对于没有亲临灾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倍感沉痛的数字。但是，在震区十二天采访的经历让我深刻地领悟到这个数字背后还有一层更加深刻的含义，那就是——生命无价。

　　生命无价首先体现在救活一个废墟下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5月17日临晨2点，经过10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赶到了这次震区采访的第一站——什邡市的第二人民医院。5.12大地震使这家医院的急诊大楼和住院部变成了遍布裂痕的危楼，再加上余震不断，所有从废墟里抢救出来的伤员只能在医院操场上的帐篷里接受治疗。伤员们暂时安全了，可是来自同济、协和、武大人民医院等武汉医疗救护队的医生们却不得不坚守在危楼的手术室里实施急救手术。他们与当地的医护人员一起，在震后70个小时里收治了1000名危重伤员，做了300多台手术，这意味着他们连方便面也顾不上吃几口。看到我们是武汉电视台的记者，什邡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曾祥武面对镜头流着眼泪说：来自武汉市大医院的医生们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勇气可嘉。一些医生做手术时被强烈的余震甩在手术台下，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个人安危，马上爬起来继续做手术。当地的医护人员在余震中已经连续5天没回家休息，有的护士抱着枕头、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在第二天早上医院的班前例会上，曾祥武院长说的几句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感谢大家在余震中还在坚守岗位，那些被解放军从废墟里千方百计救出来的生命绝不能断送在我们手里，就算我们在余震中牺牲了，我们死的其所”。
　　5月18日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了都江堰市，此时已经是震后第五天，当地救援工作的重点已经转向搜寻遇难者遗体和清理建筑废墟上来，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许多志愿者奔走在城市各个角落，努力在尚未清理的废墟里搜寻着幸存者的声音。18日中午3点左右，一队志愿者在四川省水电十局宿舍楼废墟里听到了一位幸存者用金属勺子敲打残壁的声音，他们马上通知了当地救援指挥部，半个小时之内，南宁特警支队、广州消防支队、成都消防支队和成都军区某预备役师等四支救援队的两百多人迅速集结到现场。这栋大楼属于局部跨塌，三到六层楼房完整地压在跨塌的一、二层上，任何重型装备在这儿都派不上用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人工在废墟里挖出一条救命坑道。救援人员初步探测后发现，被掩埋的人虽然有幸存的条件，但没有明显的生命迹象。面对诸多不利因素，两百多位救援人员没有任何迟疑，马上开始作业。消防队员首先用电锯和电钻切割表层厚重的混凝土墙，再用液压钳剪断纵横交错的钢筋；接下来特警和预备役队员轮番上阵，用铁镐和工兵锹一寸一寸地向废墟里掘进。三个小时后，第一条救援通道艰难地打通了，一股浓烈的遗体味道从坑道里扑面而来，大家的心一下子都提到了嗓子眼。第二次探测还是没有发现生命的迹象，但没有一支救援队伍愿意撤离现场，大家都在期待着有生命的奇迹出现。四天来，救援队员们从废墟里挖掘出一具又一具遇难者遗体，他们为生命在地震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而悲叹，与此同时，他们更加感受到能够从废墟里抢出一条生命是多么的重要——这是人类不屈服于灾难、捍卫生命价值的一种象征。经过紧急磋商，成都消防支队的救援队员决定从二、三楼之间被挤压的缝隙里钻进去，向下掏出第二条坑道救援。又过去了三个小时，救援队员带着遗憾的表情撤离坍塌的大楼。此时已是晚上10点，在场的亲属已经不再报有希望，悄悄地离开了现场，救援队员们决定再做最后的努力，从大楼侧面已经坍塌重叠的两道墙体上打通第三条救援通道。这条通道挖掘难度更大，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二话不说三度上阵。四个小时过后，一条仅能容一个人爬行的坑道被打通，两名消防队员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如果此时发生余震或是周边的废墟松动，救援人员必死无疑。作为记者，我们的心情十分复杂：不进去，被掩埋的人无法救出来；进去，救援人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实在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壮举，事后成都消防支队队长孙国利说：我们是在用生命营救生命。19日临晨1点，救援队员终于触到了被掩埋者冰冷的大腿……两百多位官兵，11个小时的营救，冒着生命危险的掘进，只为了一个并不明确的生命，现场一位女记者忍不住问到：这样的营救是否一种浪费？消防官兵给她的回答是：还记得温总理说的那句话吗？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决不放弃！
　　生命无价还体现在先救活着的群众，再管逝去的亲人。
　　5月13日，驻鄂空降兵某部作为最早抵达灾区的外地救援部队到达什邡市深山里的重灾区。某团特工连战士李少杰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所在营500名官兵的救援目的地就是他的家乡——金花镇。部队从他家门前的马路上经过时他已经看到路两边成片倒塌的房屋中也有他的家，但是李少杰不能停下脚步，因为他们接到的命令是火速赶往镇中心小学抢救学生。在营救现场，他意外地遇见了父母，他们也在帮忙抢救孩子。母亲忍不住走上前哭着告诉儿子：“我们没有家了”。儿子对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只要人还活着，今后就有希望。两天后，李少杰的爷爷、姑姑、侄儿的遗体被兄弟部队从废墟里挖出来掩埋到附近的山坡上，他的姐姐因重伤被送到成都华西医院急救，而这一切李少杰都没有在场，因为第二天一大早李少杰就接到团部命令，作为向导带领20人的突击队翻越大山抢救被围困的群众。直到5月24日，救人工作基本结束后，我们才在他家的废墟上见到了这位可敬的空降兵。我无法想象这个士兵平静的面容下面藏着怎样的悲痛，于是问到：既然你的部队就是到金花镇执行救援任务的，你为什么不能带几个战友先救你们家的人呢？
　　他回答说：作为军人，我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部队的命令。
　　我接着又问：你家里死了三位亲人，心里不难受吗？
　　他回答说：当时镇中心小学废墟下还有活着的孩子。此时此刻，救出一个活着的孩子肯定比找到一个死去的亲人更有意义。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这是我的家乡，我救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
　　许多观众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类似的感人故事都会问：那些幸存者怎样能够置死去的亲人于不顾而全身心地抢救他人？在灾区采访时，这个问题同样让我困惑，但李少杰的父亲李清明、这个普通的农民解开了我的心结。他说：这么大的灾难，不是一家的房屋跨了，所有人的房屋都跨了；不是一家死了人，家家都死了人，不能说你家里的人命值钱，活着的人命更值钱。
　　生命无价更体现在一切为了活着的人活的更好
　　这次地震灾区的救援条件极其恶劣，从汶川到北川，所有的重灾区都是建在崇山峻岭里的县乡镇，还有许多是大山深处的厂矿和山顶的自然村落。地震发生后，处处都是停电停水、信号中断、道路塌方。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号召之下，各路大军把各种物资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送抵灾区，在这个奇迹的背后是无数救援人员坚强的意志和艰辛的付出。
5月19日，我们乘车赶往武汉特警灾区救援队位于汶川县漩口镇的前方基地。这里距地震中心映秀镇直线距离不到三公里，进山公路已被震成了一条险相环生的“生死线”。左边是多处塌方的山体，右边是深达数十米的紫云铺水库。一路上随处可见从山顶滚落的巨石和被巨石砸的粉碎的车辆，不到十五公里的路程车子足足走了一个小时，而三天前特警支队是靠双脚，背负近百斤的装备步行到漩口镇的。我们到达时他们刚刚接到一项紧急任务，把一百顶帐篷送到位于山顶的群益村。这座山的海拔只有2000多米，但上山的小道足足在山里绕了七八个圈，一套100公斤重的帐篷器材需要四个棒小伙抬着上山，陡峭狭窄的山路处处都是泥泞，还要翻越十几处跨塌的巨石堆。在湿闷的空气中，我们爬了两三百米就喘起了粗气，特警队员们花了三个小时才爬到山顶。他们顾不上擦把汗，马上开始为村民们搭建帐篷。家住山顶的五组村民周志看到特警们不仅给他家搭好了两顶帐篷，还冒着生命危险从随时可能跨塌的老屋里把棉被、冬衣等最后一点财产抢出来时，这个在地震中都没流过眼泪的坚强汉子不禁失声痛苦起来。他告诉我们说村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村委会主任用于下山开会的一辆旧摩托车，一年到头都很少有陌生人进山。但是大地震过后，一批又一批的战士和特警把食品、药品和帐篷翻山越岭送到他们家门口，他打心眼里感谢这些亲人们。在前方基地，一次强烈的余震就让20多名队员砸伤了双腿，他们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甚至没有手机信号给家里报个平安，但他们还是现场捐出了1万元送给了灾区群众。
　　和武汉特警支队一样艰苦地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还有武汉120急救车队，5月15日他们就赶到了位于棉竹市体育中心的伤病员中转站，他们的任务是全天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把直升机从山里抢运出来的伤员送到这里的临时医院，再把一些重伤员及时转运到成都等大城市医院。到达灾区第一天，他们领到的装备就是几顶帐篷、几捆废报纸和20条睡袋。每辆急救车平均每天出车四趟，行程600多公里，而到了晚上，辛苦了一天的司机师傅们只能就着矿泉水干啃几口方便面，然后席地而睡。5月18日晚上，我们和司机师傅们伴着强烈的余震和大雨正在帐篷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司机师傅带着我们到附近的部队野战炊事车上打了一碗加了盐的稀饭，他们说这已经是这里的最好的食品了。感慨之余，我问道：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你们的身体能撑的住吗？55岁的靳汉生师傅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救人，不能讲吃喝，只要能多救活一个伤员，我们吃的这些苦都值了”。在地震后半个月时间里，正是因为有成百上千个像靳汉生这样的司机师傅的无私奉献，一批又一批从深山里、从地震废墟下抢救出来的伤员被及时送到德阳、绵阳、成都、重庆等各大医院，从而保全了他们的生命。
　　在这次抗震救灾工作中，解放军和武警官兵无疑是最值得敬仰的人。最早入川的驻鄂空降兵某部在什邡市的湔氐、红白等镇进行救援时所用的工具只有铁镐、工兵锹甚至是自己的双手，当地群众说到战士们用鲜血淋漓的十指在废墟里拼命掏挖的情景时无不眼泪汪汪。当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战士们又承担起搬墙清砖等重体力任务。一天下来，疲劳之急的战士们只能在当地政府临时征用的客车里圈着身子打个盹，从来没有洗过一次澡。我亲眼看到驻扎在半山腰的空降兵某团所谓的午饭就是把几十袋方便面倒在一口大锅里煮熟后再分到战士们的碗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部队从不接受当地百姓送来的鸡蛋和水果，甚至还把军部下发给每个连队两万元的慰问金悉数捐赠给了当地受灾群众。和平时期军人的本色究竟是什么？在金花镇的地震废墟上我找到了答案。这是一条普通的乡镇小道，路两旁居然分布着共和国最精锐的两支部队，一支是全军唯一的空降兵部队，一支是全军最先进的机械化师、号称“铁军”的济南军区某部，此时他们都在挥动着铁锹帮助群众从废墟里清理财物。我看到有十四名空降兵战士花了二十多分钟扛起一堵断墙，只是为了帮助老乡拉出一条还能使用的床垫……我能理解战士们为抢救生命冲锋在前，却很难理解为什么要用这些精锐之师去干眼前的这些事，战士们的回答让我不禁肃然起敬。“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命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老百姓生命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还有许多像我们一样的新闻记者，在震区十天的采访过程中，我们睡过震后的危楼、水泥地面上的帐篷、最长的睡眠时间不会超过4个小时，曾经有12个小时没有吃上干粮，十几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随时可能塌方的公路和危桥、四次深入重灾疫区……. 但我们内心深处没有恐惧、没有疲劳，只有责任。那就是在这场举世罕见的大地震发生后，我们有必要用自己的行动回应800万武汉父老乡亲对地震灾区的高度关注，这是一项光荣的使命，也是一名新闻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也是自己职业生涯中一次难得的体验。无论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一名新闻记者，我都应该冲锋向前。十二天的采访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
　　因为生命无价，我们的党和政府不惜调动了10万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赶赴灾区救人，不惜调用了数百亿元的物资安置活下来的灾区群众，还有13亿同胞随时准备为灾区重建继续奉献爱心。这次地震举世罕见，但是我们创造了营救生命的奇迹，这个奇迹让世界为之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