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书写活中国美学史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美学问题论战，80年代卓成一家，著书立说，从者甚众，人称“青年导师”。他提出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心理积淀说”、“情感本体”、“偶然性（命运）”、“后马克思主义”、“儒学四期说”等观点对中国80、90年代文化造成了很大影响。

《美的历史》讲“活”历史

李泽厚的美学著作《美的历史》在１９８１年出版，冯友兰老先生称赞它是对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哲学最精练浓缩的概括，“一部死的历史，你讲活了”。

谈及当初的写作动机，李泽厚表示，在很长时间里，大部分的论著把很活泼的文艺创作僵化成了死板的东西，许多文学史与艺术史把文艺创作割碎了。我认为不管是艺术、文学还是美学，都离不开人的命运，也离不开历史。目睹“文革”的浩劫，更不满足于当时“僵化”的、被割裂得七零八碎的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美的历程》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动笔完成的。“我不写五十年以前可写的东西，也不写五十年以后可写的东西。我只为我的时代而写。”李泽厚说，“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美的历程》确实说不清该算什么样的著作，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都不是。”

“文化热”和“西体中用”

李泽厚在１９８０年发表的《孔子再评价》一文，提出了“文化——心理结构”的概念，说孔子学说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基础。“我主要的力量是研究中国思想史，试图改变一下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陈陈相因的面貌。几十年来，哲学史只是简单地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我想打破这种格局，所以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等角度进行研究。当时在长期的闭关自守之后，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和各民族大接触大交流。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应该反省一下自身的文化和心理，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自我意识，减少盲目性。而我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试图从今天中国的角度反思自身的历史和文化。”

正是这两部著作给李泽厚引来众多批判，１９８６年有人发表《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那位作者批评说，李泽厚的理论“大有复活孔子之势，至少认为当代国人还部分地需要孔子”、“他对传统的自我反思更多的是自我肯定，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挽救世界于悲剧之中的依稀曙光”。李泽厚分析说，这位作者主张“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典型的非理性的观点。为什么他的文章那么受年轻人的欢迎？因为他发泄了年轻人对社会和很多东西的不满、愤怒、苦闷的情绪，恨不得捣毁一切的反抗情绪。一开始我迟迟没有回应，因为我尊重年轻人的这种情绪。

最终，李泽厚选择了回应，却引来了更大的“攻击”。一面是正统的“左派”，一面是激进的青年。前者批判他“崇尚个体、贬低总体”，是存在主义；后者批判他“崇尚总体、贬低个体”，是固守传统。唯一相同的是两者的批判同样激烈凶猛。

对正统的“左派”，李泽厚仍然是韧性斗争；他说，“对激进的青年，我也毫不客气，给以回敬。我在报纸上呼吁要学习点形式逻辑、平面几何，就是对他们半嘲弄半忠告的答复。我担心非理性的情绪泛滥成灾，呼吁学术要重微观研究，要有理性训练。我说，文化热中如果长期地空泛地讨论下去，就没有意义了。我主张应该去做具体的事，多做实证的、科学的、具体细致的专题研究，尤其是抓住一些改革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在“文化热”中，李泽厚提出的“西体中用”也遭到了极大的批评。“‘西体中用’不是我发明的，黎澍先生曾提出过。我提出‘西体中用’，‘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说。”李泽厚解释，一些人指责我是“全盘西化”，其实我讲的恰恰是反对“全盘西化”。“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要求政治改革而后者反对。“西体中用”与“全盘西化”的分歧则在于前者主张慢慢来而后者反对。所以，“西体中用”不是主张不进行政治改革，而是主张创造新形式，逐步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