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新秋
近年来，电视屏幕上刮起的低俗之风，已经成为新闻领域的一大公害，引起社会上下的广泛关注。从新闻事业的属性出发，强调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或从影视文化学入手，倡导以严肃高雅救治低俗之弊……无疑都是遏制低俗之风的有效方法。除此之外，理性地考察低俗之风的形成与流衍，廓清传统思维方式的纷扰，克服认识上的偏差和行为上的盲目，也显得十分必要。
一、冷静审视，避免盲目跟风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与自身社会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而在国际交流日趋频繁，东西文化冲突融合的今天，它更摆不脱外来文化的影响。近年来，我们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的犯罪新闻，灾难新闻，暴力色情，低级庸俗，无聊搞笑等低俗节目，和电视本身一样，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舶来品”。
西方媒体出现低俗风气，有它自身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土壤，更有它深刻的经济背景。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西方国家广播电视也掀起了一股私有化浪潮。法国以前只有国营台，而在1985年1月，由当时的总统密特朗签发命令，同意设立私营台，随即，法国最大的电视台即电视一台以及电视五台、新频道三家电视台转让给一些大公司，变成私营台。德国在1987年联邦各州达成改组广播事业的全国协议，规定了公共台和私营台并存的格局。意大利在1990年由议会通过《公共和私人的广播电视体制之规定》，正式承认私人拥有从事广播电视的权利。与此同时，在私有化浪潮鼓舞下，英国私营电视台——独立联盟（ITV）和日本的四家私营电视台实力大大加强。美国本来就是以私营台为主，这时，私营台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
与私有化相伴而来的是电视的商业化运作。私营台自不待言，公营台（公共台）也从追求社会效益为主变成追求经济效益为主，收视率成为各台的生命线。在利润的驱动下，电视台纷纷迎合受众偏好，节目的娱乐化、生活化倾向加剧，一些色情暴力低级庸俗的节目，也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市场。
经济一体化带来西方电视媒介体制上的变化，也带来了接纳低俗之风的受众。
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脚步，生活节奏加快，人际关系淡化，心灵孤独无依，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一系列“文明病”接踵而来。许多人收看电视，不是要在节目中寻求意义品味崇高，仅仅是为了放松一下心灵，得到一点消遣。另外，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而利益格局在激烈竞争中不断发生变化，贫富悬殊拉大，失业人口增加，相当比例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沦为边缘人，导致心理失衡，凶杀暴力等社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1995年卡特执政时期的安全顾问及战略家布列辛斯基在针对全球化问题的一次讨论会上指出，全球化过程中，将有近80％的世界人口边缘化。他创造了一个“奶头乐” 新词汇（tittytainment，英文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娱乐”的组合），主张采取温情（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消除“边缘化”人口的不满与精力。“奶头乐”一方面以它的“文化商品”属性满足一部分边缘人的心理需要，一方面又以它的麻醉功能发挥着“安内”的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一些以娱乐、低俗为特征的电视节目，既用来麻醉本国边缘群体，同时又在用来进行文化霸权下的文化渗透。
传播生态学认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受众更容易接近和利用媒介，同时，受众又更加受到各种媒介的控制。政治势力、经济势力可以通过对媒介的渗透实现控制的意愿。于是，借助媒介的文化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暴力与财富的控制地位。
近年来，内地以及港台一些娱乐益智或竞赛类电视节目，大都是美国《生存者》、英国《最弱一环》等节目的翻版。表面上，我们只借用了人家的节目形式，但包含在形式中的竞赛规则，完全代表了“版式”所有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版式输出”，比较容易看出端倪 ，而大量没有标签的色情暴力等“文化商品”正在以更为隐蔽的方式传达着输出国渗透的用心。
让人感到遗憾和痛惜的是，我们对这种文化渗透几乎视而不见，反而对“克隆”发达国家低俗的电视节目情有独钟；对明星绯闻、男女情仇、早恋畸爱、利欲情色、凶残暴力等西方“文化商品”，不加分析思索，一律照单全收。
我们的经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异，由这种差异带来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也很不相同。在广播电视的运作模式上也大异其趣。以美国为代表，一些西方国家运用的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完全商业化运作模式；欧洲、日本则是公私并举，双轨制运作；而我国是完全国有的有限商业运作模式。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有这么多不同，而偏要在电视节目的低俗上舍异求同，显然是缺乏理性，盲目跟风。
我们荧屏上的低俗之风，固然源自西方，但它也来自我们自身的“思维缺席”和行为上的盲目。因此，要遏制低俗之风，首先必须理性地审视它的成因，认清我国和西方国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免不分泾渭，盲目“拿来”。
二、客观分析，走出“低俗”即“卖点”的误区
电视节目出现低俗之风，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通常认为低俗节目可以提高收视率。不可否认，低俗节目有它一定的收视市场，但认为低俗就有收视率，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低俗节目，因为它消解了人类普遍认同的崇高优美严肃高雅……，把受众多方面多层次的收视需求简化为单一的娱乐消遣，它的适应对象和范围有着天然的局限。
美女、性感乃至色情，一向被认为是提高收视率的“终南捷径”。事实上，美女、性感和色情往往与电视媒介提高收视率的初衷南辕北辙。因为这类节目根源于男性主导下歧视女性的文化传统，它首先就失去了收视市场女性这“半壁江山”。
英国学者穆尔维从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角度作过阐述：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的外貌被编码成了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
处于“被动”地位的女性，对美女、性感，不仅不会欣赏，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感和排斥。
前不久，美国一位女歌手在一次表演中露出右乳，由于是电视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剪去这个黄金时段所限制的镜头，全美舆论为之哗然，指责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表演动作太过低俗。在大约9000万名电视观众中，据说99％的人都感到非常愤怒，并谴责这个节目糟蹋了他们“神圣的时光”。反对者中，女性居多，田纳西州的一名银行女职员还以“受到伤害”为由，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举办当局作出赔偿。
女性的外貌以及由外貌演绎出来的一些“带色”情景，的确对一些男人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正是一些电视台起用美女，渲染性感乃至色情的理由和动因。但是，收看电视不是男性单方面的行为。家庭的遥控器常常捏在女性手里，由于女性讨厌这类节目，家庭中潜在的男性观众也随之流失。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处于“主动”地位的男人都会用欣赏的眼光去看以女性为轴心铺陈的性感与色情画面，特别是当他们联想到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女儿或姐妹，承受着道德压力的时候。如果家里的小孩正在花季年龄，蓬勃发育，家长偶然看到这类镜头，不管是母亲还是父亲，都会迅速调台。
现在我们统计收视率，不论是“日记法”，还是“测量仪法”，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美女、性感和色情，这类节目在家庭几乎没有收视市场，怎么能靠它们来提高收视率呢？
观看，这种行为不仅是审视对象，同时也是确认自我。确认自己的审美水平道德水准同其他人相比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也看自己同审视对象相比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审视对象的弱者地位，常常给观看者带来某种满足。
由此，我们不难解释电视节目中的灾祸、犯罪和凶杀暴力为什么会有一定的市场。电视节目中的天灾人祸，一方面会引起我们对遭受天灾人祸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也会让一些观众为自己免于天灾人祸而暗自庆幸。至于观看犯罪和凶杀暴力，首先有一种宣泄的快感，同时，也有可能产生自己没被杀戮或沦为罪犯的快慰。
受众的需要可以大致分为现实需要和心灵需要。研究表明，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心灵需要强于现实需要。他们从灾祸、犯罪和凶杀暴力等电视画面中得到的快慰和满足往往多于一般观众。“弱势群体”是这类节目的主要收视群体。虽然他们基数不算太小，但是，在整个社会中，他们只占较小的比例。作为大众传媒，电视如果只满足“小众”需要，显然不能使收视率得到整体提升。
喻国明教授在谈到媒体争相“软化”以吸引受众时作过精到的分析：“软式”的“好看”在带给人们最初的新奇和满足感之后，并未能够成为稳固地维系传媒与受众的可靠的纽带。 仅有“可读（视、听）性”其实远远不够。事实上，在愈演愈烈的传播竞争中，“可读（视、听）性”只是媒介进入市场和吸引受众的一整套“规定动作”中一个比较初步和简单的要求。要稳固地维系同受众的联系，必须使媒体真正成为人们“必读（视、听）性”的“基本生活资料”。低级庸俗的电视节目，从人的需要退回到人的欲望，从审美享受滑落到感官刺激，一部分观众弃而不看。即使一部分观众觉得“好看”，也因为它没有思想内涵，不具备信息品性，可看可不看，它也不可能拥有稳固的收视群。因此，以“低俗”作“卖点”，实际上常常成不了“卖点”。
三、辩证思考，统一“基点”与“卖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电视台主要靠一部分节目走向市场，来维持自身的日常运作。追求收视率，追求“卖点”，属题中应有之义。但追求收视率，追求“卖点”，并不意味着可以不管党性原则这一“基点”，也并不意味着只有远离严肃高雅，落入低级庸俗，才有“卖点”。
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喜欢跳跃于事物的两极，非此即彼，顾此失彼，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媒体没有太大创收压力，强调“喉舌”功能的年月，我们在报道取位上总是采取居高临下的教育式、说理式，大水漫灌，狂轰滥炸，全然不讲报道方式，报道技巧；节目内容上，到处莺歌燕舞，风景这边独好。也不管莺歌燕舞的背后，是否还有猿哭虫泣，大好风景的背后，是否还有残枝败叶。我们不管观众的感受，也无视观众的需要，用单一的方式，自话自说一种单一的色调。
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思想变得活跃，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有了很大改变。但那种单向而极端的思维模式，还在以它的惯性影响着我们对事物的认识。
在频繁的国际交流中，我们接触到国外一些电视制作贴近受众的观念、手法和技巧，随着电视市场逐步由“卖方”转向“买方”，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改变原来的报道方式，改变原有的制作方法。应该说，改变原来的报道方式和制作方法，对提高节目质量，赢得观众十分必要。但在这些改变中，我们又不自觉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一些电视人在“走向观众，贴近观众”的口号下，想方设法“迎合大众，媚悦大众”，以致失去自我，忘记了自己应当承担的文化使命。
与这种极端化相伴随的是思维方式上的以偏概全。
当“收视率”、“销售量”等市场营销术语引入电视文化生产的时候，作为精神产品的电视节目自然会逐渐凸现出部分商品属性。但商品属性只是部分电视节目的部分属性，它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电视节目的全部属性，我们不能由此把观众看作消费其他商品一样的消费者。我们一些电视工作者恰恰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他们只看到节目的商品属性，而忽视它本质的精神属性。思维从一个“商”字出发，推衍到商业化就是娱乐化，娱乐化就是庸俗化，庸俗化就是收视率。按这样一条思维单线走下来，低级庸俗之外尤其是严肃高雅的节目，便统统排斥在外。以致在追求“卖点”的紧锣密鼓声中，全然忘记了“基点”。
其实，即使是西方国家独立于政府之外完全按商业模式运作的电视台，也有许多严肃高雅的节目，而不是靠低俗节目立台。同时，新闻传媒，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不可能不具有政治色彩。西方国家的媒体，也不可能摆脱政治的影响而保全所谓“客观性”。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在他的《传播学概论》一书中明确指出：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都会影响媒体，并在某种程度上支配新闻报道。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党的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更不可能不受阶级的影响，更不可能不坚持党性原则。从党性原则这一“基点”出发追求“卖点”，才不至于误入旁门左道。
“基点”和“卖点”，表面看起来是一对矛盾，其实，它们并不是事物的两极，找准“基点”和“卖点”的结合点，它们完全能够实现和谐统一。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央领导一再肯定，老百姓爱看，久办不衰；《东方时空》，是一档严肃的新闻杂志节目，却以不俗的收视率培养了观众早间收视的习惯；各个电视台的《天气预报》，都雄居收视率榜首。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
由此看来，要遏制低俗之风，我们必须变单向思维为发散多元的哲学思考，摆脱极端化的思维惯性，在综合比较中，养成辩证思考的习惯。
低俗之风的滋生蔓延，是国际背景下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相当复杂的原因，它涉及到经济背景，文化土壤，媒体的运行模式，以及新闻队伍的素质和道德意识等诸多方面，同时，与我们的思维惯性和认识模糊密切相关。因此，新闻从业人员恪守职业道德，增强责任意识之外，重视理性思考，以理性来遏制低俗之风，也不失为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参考文献
余虹等 《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童 兵 《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
张子扬 《视境心语》；
李良荣 《西方新闻媒体变革20年》；
俞力工 《谈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与前景》；
喻国明 《试论受众注意力资源的获得与维系》
（作者系武汉广电局海外中心专题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