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纹

 内容提要：在中国，“宣传”在媒介中起着主导作用；在西方，它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字眼。在西方国家中，“宣传”的本义已经降低到意味着“推行不真实的货色”的地步。西方批评中国媒介“不是新闻机器而是宣传机器。”当前中国媒介新闻宣传功能出现弱化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媒介市场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的批评对中国新闻界产生了影响。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号召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经济，壮大国力，仍然是国家的大计，民族的大计。新闻宣传需要在“民族复兴”的大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新中国的缔造者，他通过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起了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宣传思想。毛泽东十分提倡新闻报道的宣传功能，也十分强调“新闻报道要以事实说话”。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新任务下，重温毛泽东新闻宣传功能观，有益于新闻宣传工作发扬传统，继承经验，更好地承担起和履行好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关键词：毛泽东  新闻  宣传  功能  组织  传经  教育  纠错  应急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要完成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同样需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新闻宣传工作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发挥“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某些地方、某些媒体新闻宣传功能被有意无意地消解、僵化和边缘化。
 

新闻报道的社会功能在传者与受者关系的处理上考虑，大致可以分为宣传功能、客观信息功能以及舆论监督功能。一般而言，其中宣传功能表现为自上而下，客观信息功能强调相互对等，而舆论监督功能则是由下而上的。在中国，“宣传”在媒介中起着主导作用；在西方，它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字眼。西方媒介更多强调的是新闻的客观信息功能和舆论监督功能，西方批评中国媒介的言辞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宣传，认为“中国的报纸不是新闻机器而是宣传机器。”当前中国媒介新闻宣传功能出现弱化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媒介市场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的批评对中国新闻界产生了影响。“宣传”这个字眼之所以在许多西方国家成为贬义词，主要因为在西方国家中，“宣传”的本义已经降低到意味着“推行不真实的货色”的地步。其实宣传是个世界现象。在西方忌讳“宣传”一词，而以“说服”取代的时候，戈斯·丘特指出“‘宣传’并没有从‘说服’中成功地区别开来。” 

 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号召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经济，壮大国力，仍然是国家的大计，民族的大计。新闻宣传需要在“民族复兴”的大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新中国的缔造者，他通过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起了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宣传思想。毛泽东十分提倡新闻报道的宣传功能，也十分强调“新闻报道要以事实说话”。提出在新形势下，重温毛泽东新闻宣传功能观，具有在观念上、思想上正本清源的意义，有益于新闻宣传工作，更好地承担起和履行好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一、新闻宣传的组织功能
 “毛泽东的新闻宣传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全面形成。”毛泽东作为反封建反侵略革命斗争的领导者，深刻了解新闻宣传工作在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中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他在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特别强调“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可以说，在毛泽东看来，强调新闻宣传的功能、作用及其如何发挥好，是研究和领导一切新闻宣传工作的重心和出发点，而在所有功能中新闻宣传的组织功能又无疑是第一位的。在《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中毛泽东极其鲜明地表达了这样的要求：“本报之使命如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除了反复强调新闻宣传的组织功能外，毛泽东还对党内一些“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的领导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新闻宣传工作的组织功能如此重要，因此报纸通讯社如何充分地发挥好这一功能就自然成了毛泽东思考得最多、论述得最为详尽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发挥好报纸的组织功能，首先要利用“报纸的作用和力量”“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其次，“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看，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运用群众化的方式，即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 “通过系统的说明，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再次，“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要有一种这样的战斗风格（尖锐、泼辣、鲜明），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血来的。”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显现出了鲜明的群众观、对象观、务实观。鲜明的群众观、对象观、务实观贯穿于毛泽东整个的新闻宣传思想之中，也一直是我党新闻宣传工作理论指导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成功地运用新闻宣传的组织动员功能，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今天，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同样需要重视和积极发挥新闻宣传的动员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形成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精神支柱和文化条件，引导和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这是我党对当前和今后新闻宣传思想工作提出的要求，这一要求是对毛泽东新闻宣传组织功能观的继承和发扬。考察我国媒体，可以发现虽然媒体都还没有忘记所应承担和发挥的动员和组织功能，但是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我国媒体在发挥动员和组织功能时已经失掉了往日的激情。”尽管我们党所领导的事业和承担的历史使命已与毛泽东时期不同，但是在建设国家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过程中同样需要发扬我们民族的激情。民族的激情需要满腔热情的新闻宣传来引导和激发，所以我们的媒体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重拾激情，更好地发挥好动员和组织功能。

 二、新闻宣传的“传经”功能
 毛泽东认为“报纸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尤其在革命斗争中，工作的成败十分关键，甚至关乎党和革命的生死存亡。毛泽东十分强调报纸在总结经验、传播经验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他说：“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由于传播经验的目的是要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因此富有代表性的典型性的经验就尤其需要引起重视。“无论好事例，还是不好事例，凡典型性的都应当公开报道。”“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平山县的典型经验，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典型是一个榜样，无论是好的坏的，都是需要推广的榜样，因此对典型的报道，要求全面、客观、实是求是，“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而再审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典型报道给我们党的事业，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巨大的推动力，但典型报道也出现过追求高大全、概念化、公式化甚至神化的现象。有一种说法认为典型报道是和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相适应的，典型报道那种配合政治，对受众进行自上而下的单面灌输的传播方式违背了新闻报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规律，典型报道饱蘸政治感情，总是仙人指路般地告诉受众怎样做、人生应当怎样过，但不尊重受众的选择，否定了读者的主体意识以及平等协商和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利，尤其是典型报道中那种追求高大全的脱离生活实际的典型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引起受众的反感、抵触，典型报道必然走向消亡。其实，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同样需要饱满的激情，同时，在经验还没有成为私有的财富，还可以分享、需要分享；在一种独具的高尚品格、精神，还值得群体珍惜、崇尚的时候，典型报道就依然有它存在的土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们的新闻宣传同样需要“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产生活实际，善于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搞好宣传教育，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巨大力量。”
 2003年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法制日报等11家中央新闻单位组成新闻采访团对武汉市创建文明城市的成绩和经验进行了集中采访报道，显示出了典型报道在新形势下的新特征：①采访报道的大众视角。“创建为民，为民创建”，从大众利益的角度选择报道对象及方向，报道不是为哪一个人或哪一届地方政府树碑立传，而是突出了创建文明城市是武汉从上到下全体人民的行动。②客观报道。报道没有人为求高求大求全的倾向，以事实说话，多形式、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进行采访报道。央视记者在百步亭社区还进行了暗访报道，有意乱丢饮料瓶，随后就有人捡起来了，待记者故伎重演时，冷不防被一位老者逮个正着。央视记者自导自演的偷拍，既服了自己，也服了观众。③媒体大联动传播大经验。创建文明城市不是一件小事，产生的经验是值得在全国范围推广的大经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还有很多这样的大经验值得推广。媒体大联动能够在传播大经验、产生大效益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新闻宣传的教育功能
 革命胜利的保障是人。要广泛地争取到革命的力量，需要广大的中国人民具备革命的觉悟。毛泽东说：“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是关乎事业成败的大事。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间“深入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才能在世界风云变幻中，在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的全球交锋中分辨是非，站稳立场。尤其是需要“对广大干部大力进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教育”，才能遏止党内腐败的恶化，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葆党的生命活力。
 新闻宣传工作发挥教育作用必须讲究方法，对此毛泽东有过系统的论述，重温这些论述，从中得到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形成新思路，探索新办法，开辟新途径，取得新成效。发挥新闻宣传的教育功能，毛泽东首先强调的是教育要看对象，要做到和对象平等互动。他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做宣传也要看对象”，“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要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二是强调文章要“不难看”，要有“说服力”。“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到大，由近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不太软也不太硬不难看。”反对“企图用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毛泽东在《<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中指出“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好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像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路，或者走蒋介石的路’”。三是强调“用事实说话”。在《政治周刊》发刊理由中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而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四是强调“讨论”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必须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教育免不了批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与人为善的。”“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五是提倡正确的言论与错误的言论进行交锋，提高免疫力。“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如果没有经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重视对象，提倡与对象平等互动，强调用事实说话，讲求方法，力求与人为善的态度，争取以说服的方式达到效果，主张是与非，正与反的讨论和交锋。以今天传播学研究的眼光来看毛泽东的这些系统论述，无不见出其中蕴含着的传播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
 

四、新闻宣传的纠错功能
 2003年媒介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成为了2003年中国媒介十大事件之一，因为其意义不仅在于媒介的舆论监督为被无辜殴打致死的小人物伸张了正义，严惩了凶手，更重要的在于它让在我国实行了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的实施，收容遣送制度向救助管理的政策变更，是经过媒体的公开讨论，再由政府通过审查，确认收容遣送制度的过时性和不合理性而实施的。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了新闻宣传纠错功能的积极发挥，也看到了政府对新闻宣传纠错功能的有效利用和肯定回应。
 利用媒介的纠错功能，及时发现错误，及时改正错误，在我们党的领导历史中是一直有着光荣传统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对问题的发现，在1939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说：“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他对报刊上“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尤其欣赏，提出“要多给稿费”。毛泽东不但重视媒介对错误与问题的发现，而且强调发现和纠正的及时性：“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日，半年乃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小。”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有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难免存在着一些过时性或失误性的问题，及时发现问题，发现失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新任务下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关键之处是要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说：“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是一些次要的东西，而且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依旧是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强调不仅要求正确、全面、客观，而且要求是经常性的、长期性的：“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子子孙孙，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在当前的新闻报道中，媒介强调得较多的是新闻报道的客观信息功能。强调客观信息功能，讲求的会是信息的数量以及信息传播的速度，这样调查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新闻报道中受到冷遇，新闻宣传的纠错功能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发挥。“孙志刚事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已经明显地说明了媒介开展调查研究，发挥纠错功能在当前社会中仍然是多么重要。所以我们的媒介有意识地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这样才能使新闻宣传的纠错功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

 五、新闻宣传的应急功能
 2002年底传染迅速，大面积危及民众生命的“非典”疫情就已开始出现。2003年1月下旬，广东省卫生厅为此做出了疫情通报，可广东和全国媒介基本是沉默无语，直至流言飞布，人心波动，抢购潮涌起，广东媒体才于2月11日正式介入并展开大面积报道，但这也仅仅限于广东。尔后疫情在北京扩散，北京传媒却患上了集体失语症，一误再误，甚至当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老军医蒋彦永4月4日、5日分别给香港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发信，披露北京真实疫情后，我们的媒体仍然对此保持沉默。“非典”是一种全新的疫病，在认识上需要一个过程，是导致新闻报道失语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对突发事件我们的习惯做法是“一慢二看三通过”。先要层层请示，待定下报道的基本调子，才可按此处理。甚至把突发事件报道简单地等同于负面新闻不让公开。
 有意思的是2003年4月20日以后，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处理“非典”疫情后，我们的媒介又出现了在报道中连篇累牍、过分渲染和煽情的现象。
 在非典事件中，媒介面对突发事件，报道中先后出现的“失语、失真、失度”问题，说明我们的新闻宣传在履行应急功能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这种不足既有媒介操作上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关于这种突发性事件报道的观念、机制乃至政策规定有待改善。
 在灾难面前，大众媒体应当是保障社会稳定、民心安定的稳压器，是调适社会各系统动态平衡的“协调器”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推动器”。如何实现稳压器的功能？一是告以实情，二是解释实情，告以实情比紧捂实情更能维护社会安定，解释实情有利于提高公众心理承受力以及接受、判断、利用新闻信息应急处变的能力。
 美国著名的新闻人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其实强调新闻媒体的预警应急功能并非西方的专利，毛泽东也有过明确的论述。毛泽东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又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在这种时机，这样一个党内刊物的出版，实在是十分必要的了。”毛泽东除了在革命战争年代强调媒体应付革命突然事变的预警应急功能，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对报纸在面对所遭遇到的突发性自然灾害时所应发挥的作用也有过清楚的论述：“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面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都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提倡报道。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社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多，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世界政治风云的动荡不稳，不安全因素的增多，使得人类所要面临的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机会增多。“非典”的发生，既是一场灾难，也是对我们民族的一次考验和锻炼，一个伟大和智慧的民族，从灾难中一定会学到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在总结“非典”报道的基础上，重视和普遍运用新闻宣传的应急功能，树立正确的理念，重新制定合理的科学的原则和章程，其重要性和必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关于新闻宣传功能方面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本文涉及的只是其中重要的几个侧面。毛泽东说:“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新闻宣传功能的发挥，新闻宣传工作的好坏也要看效果作结论。要取得好的效果除了要讲求方法,更关键的一点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1-4）卷。
 2．《毛泽东文集》（1-7）卷。
 3．《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