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九洲
新闻理想主义，现在人们大概是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的。第一个层次：从人类进步和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对于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我认为，它就体现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的追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第二个层次：从一个国家和民族前途的角度来理解，我以为，我们应该具有一种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使命感；第三个层次：从一个新闻工作者自我修养的角度来理解，对于我们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我以为，我们应该用现代文明的成果来塑造自己的人格精神。
新闻世俗主义，主要指的是新闻工作者并不完全认同新闻专业主义，或者干脆抛弃了新闻专业主义，而用功利主义的观念来对待新闻传播活动，比如，对新闻客观性、新闻真实性和对新闻道德等等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用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对待新闻的采集、编排及播发。同时，新闻世俗主义也表现在对新闻权力的理解和认识上，这就是，把新闻权力当成了牟取私利的工具。此外，新闻世俗主义还表现在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关系的处理上，这就是为了追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而置社会利益于不顾，把低俗的新闻当作最佳的“卖点”去推销或出售。
至于上面提到的新闻专业主义，它是这样一种观念，就是新闻工作者应当坚守新闻的客观、真实、公正性，承担起社会赋予的道德责任。或者说，这种观念的核心所在就是客观性原则和社会责任论（关于这个概念的历史内涵，后面还要专门申述的）。
有人说，当前我国新闻业界缺乏一种职业精神，或者说，我们曾经具有的职业精神正在被消解之中。我赞同这种看法。并且我还认为，这种职业精神的缺乏或者被消解，正是新闻世俗主义逐渐取代新闻理想主义的必然结果，正是我国新闻工作者在自主的思想中逐渐淡化社会良心与道德责任感的必然结果。
一、新闻世俗主义的现实表现
大家知道，新闻记者这个名称，在人类的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有过多次变化。
古罗马时期，新闻记者被称作“论坛下的人”，或被称作“消息灵通人士”；在资本主义商贸业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正是世界的现代新闻事业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有了“记者”这个概念。当时，对记者的解释就是“记录消息的人”；当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时出现了所谓“无冕之王”的称呼；当资本主义新闻事业走上垄断阶段的时候，记者被称作“环境的暸望者”；而当资本主义新闻事业走向跨国垄断，导致媒介权力的异化、对社会造成很大破坏的时候，记者又有了另外一个称呼，叫做“社会的良心”。
显然，“记者”这个名称的历史，分别表达出了社会所赋予它的某种特殊的含义。“无冕之王”这个名称，实际上是对新闻事业的地位，对记者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和功能的一种肯定；同时，“无冕之王”也隐含着对媒介权力异化的一种否定。而“暸望者”这个名称，则突出地强调了记者对社会环境的预警功能，“社会良心”这个称呼，实际上强调的是一个新闻记者只要置身于新闻事业，就应当具有新闻的职业精神，就应当自觉成为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者和社会公众诉求的表达者。
作为“社会的良心”，我们的新闻记者应该以新闻理想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应该在承认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上，去客观、真实、公正、准确地传播新闻信息，遵守职业道德，不为名利所惑，自觉地承担起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当我们国家和民族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应当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我们经常说，社会主义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我们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如果考察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考察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向，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句话所表达的并非仅仅是一种政治意涵，它还强调了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所肩负着的历史使命。在我们所应当坚持的新闻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中，理当包含这一意涵。
现实情况却是，新闻理想主义己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新闻世俗主义则大行其道。
前些时，中央电视台栏目主持人崔永元对媒体炮轰一番，其中有两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崔永元在怒斥媒体的时候说：“现在的媒介急功近利，不够自律，万事以挣钱为第一标准。”说到文艺批评标准时，他又说：“我觉得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做事，一是个做人。做事就必须遵守行业标准，不能胡编乱造，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媒体。做人呢？要有良心，要有责任感。”
这两段话，我以为非常恰当地描述了新闻世俗主义与新闻理想主义的区别。从学者的视角来观察，恕我直言，我们新闻业界的许多人，有的已经或正在放弃自己的道德责任，有的已经或正在放弃自己的社会良心。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有的人正在放弃一个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应该具有的新闻职业精神。 这种新闻世俗主义是我们新闻业界的一个“痼疾”，是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其主要形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种形态就是搞权力寻租。
所谓权力寻租，就是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牟取私利。比如，以权易物，以权易钱，乃至于以权易色等等。对于社会新闻工作者来说，这种权力寻租实际上就是出卖自己的新闻报道权，就是把新闻报道权作为商品去交换，以获取钱财等私利。这种权力寻租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搞有偿新闻。1995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教育机构在广州、上海、北京几个地方就有偿新闻的问题做了一次调查。社会公众调查问卷显示，有33％的人认为新闻业界在搞有偿新闻，而且认为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新闻从业者调查问卷显示，有16％的人认为有四分之一的同行在搞有偿新闻。现在，有偿新闻似乎愈演愈烈。比如《西北信息报》原汉中记者站记者何宝民，以在报纸上发表负面报道相要挟，多次向有关单位索要钱财，累计达55500元，被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长沙市一晚报记者肖一鸣，曾有“铁面记者”之称，后来坠入色情陷阱和“毒窟”，多次把批评报道当作威胁手段以筹措满足情欲和吸毒的资金，事情败露后，则自缢身亡。
其实，有偿新闻也有两种表现，上面所例举的是一种，就是收受钱财后，对涉及当事人的负面消息作正面报道，另一种叫有偿不新闻，就是收受钱财后，对涉及当事人的负面消息，根本不予以报道。典型的例子就是繁峙煤矿事件，导致11位记者包括新华社记者都栽下去了。这些记者收了矿主的元宝和钱物，而置人民的生命不顾，这是一种严重的丧失职业道德的表现。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很赞成中宣部刘云山部长的一句话，“有偿新闻就是搞腐败。”
二是搞隐性广告。在西方，广告和新闻是严格区分开的。我们也有广告法，但是在广告法面前，大家常以变通、变种的形式处理广告与新闻，即以收费方式把有用的信息处理为新闻报道。上面提到了的1995年复旦大学等教育机构的调查问卷中就谈到了这种隐性广告。据社会公众调查问卷显示，有23％的人认为新闻业界经常在搞隐性广告，而据新闻从业者调查问卷显示，有4％的人承认自己经常搞隐性广告。在今天，这种隐性广告在报纸的信息专版中则大量存在。
第二种形态就是传播虚假新闻。2000年中国新闻界评出了十大虚假新闻。2002年有些网站也评出十大虚假新闻。《新闻记者》2004年第1期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到2003年也有十大虚假新闻。比如 2003年 5月，《青年参考》刊发关于武汉女大学生有20％的人卖淫的虚假新闻，曾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西方多家报纸纷纷予以转载，并评论说这是中国大陆青年性解放的一个标志，还说这和美国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嬉皮士有相同之处。而且还认为这是西方文化必将战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力证据。我们的媒介，在报道这种虚假新闻的时候，可能仅仅是为了猎奇，但是别人的理解却是有敌意的。印度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现在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就是要用美国的文化来征服全世界。这位外国学者的论断足以促使我们作出深刻的反思。
虚假新闻也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新闻失实。就是所报道的内容毫无事实根据，也就是根据想象去描述事实，而不是按照马克思说的根据事实去描述事实。二是新闻失真。就是依据部分事实，去添油加醋，敷衍成文，使新闻在整体上表现得不真实。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虚假新闻，都会大大损害新闻媒介的公信力，都会大大降低新闻记者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信誉度。虚假新闻已成为我国新闻业界的“一大公害”，它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破坏性，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第三种形态就是搞新闻媚俗化。
新闻媚俗化是和新闻娱乐化紧密相连的。所谓新闻娱乐化，就是将新闻同娱乐结合起来，从新闻事实中寻找能够引起受众情感回应的那些因素，并且把它当作新闻价值的主要因素凸现出来，以达到强化感官刺激和加强趣味性的目的。新闻娱乐化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它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在我国，新闻娱乐是受到了西方新闻娱乐化的影响之后才出现的。有的学者指出，新闻娱乐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软新闻急增，硬新闻衰减。所谓硬新闻就是强调时间性和重大性的一些动态新闻形式，它重在迅速地传递信息；软新闻就是指注重引起读者兴趣和情感呼应的新闻形式，更多的表现在对人们普遍兴趣的挖掘上。由此，在题材的选择上，在内容的传播上，主要关注的是名人趣事、日常的普通事件、犯罪新闻、花边新闻、体育新闻、暴力事件等等。
从世界范围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新闻报道就是开始朝着新闻娱乐化方向发展。究其原因则是，1986年柏林墙倒塌后，西方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走向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应该用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来消解，或取代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价值观念。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才出现了硬新闻与软新闻相互位移的局面。以美国主流报纸为例，有人做过分析，从1977年到1997年，其硬新闻从60％下降到30％，而软新闻则从8％上升到25％。我们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提倡新闻报道要“软”些、“软些”、再“软”些。到了90年代，我们的媒介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电视台纷纷以娱乐立台；报纸纷纷开办娱乐性的栏目。以前报纸的第一版曾经是以报道严肃的硬新闻为主的，可是，现在相当多的报纸的第一版刊载的却是娱乐性的软新闻。比如有一份报纸，曾在第一版上报道了12条消息，其中有6条是软新闻：第1条报道的是，老农犁地，牛不堪重负，毁犁顶人；第2条报道的是有人结婚，放礼炮，一个人被炸上了天；第3条报道的是斗酒打赌，生吞活鱼；第4条报道的是小贼抢卡，把小蛇扔向孕妇；第5条、第6条报道的也是这一类新闻。这6条软新闻占了第1版的l／2版面，足以和硬新闻平分天下了。
二是硬新闻软性化。其主要表现是：在内容上，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新闻中挖掘出娱乐性的价值；在形式上，新闻报道逐渐走上故事化，文学化的道路，硬新闻软性化的基本手法就是“夸张的寻常化”，也就是大肆进行新闻炒作或煽情。在西方，这种炒作或煽情的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美国橄揽明星辛普森案件，克林顿性丑闻以及英国王妃黛安娜之死。这三件事聚焦的是什么呢？是名人的性、名人的血、名人的惨剧以及社会的犯罪，而忽视了产生这些事件的社会根源，以及它们隐含着的政治性问题，如政治制度、种族主义、媒体的品格等等严肃的问题。
现在，在西方传播学里面流传着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后院篱笆原则”。它是CBS的一位主持人提出来的。这位主持人说，现在的新闻报道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最有价值呢？他设想，在一天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住宅相邻的两位女主人，依着后院的一座篱笆在闲聊。聊什么呢？聊家庭琐事，聊绯闻。他说这就是我们当代的价值取向，我们的媒介应该适应这种价值取向，所以叫“后院篱笆原则”。这种“后院篱笆原则”现在已经在我们国内开始流行了。我们的新闻价值取向正有意无意地朝着这方行进。比如，有一份报纸，曾经用半个版的篇幅报道修补处女膜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并在阅读提示中告诉读者，一次初夜权的出卖是亿万元价码的交易，处女膜就是商品。还有一份报纸报道了四部难得一见的同性恋电影，它是怎么报道的呢？它的引题是这样写的：机遇是一切，爱情是一切，肉体是一切，时间是一切，这就是青春的一生。这四个“一切” 再典型不过地表明：我们的价值观念正在向性、享乐和个人主义方面发展，我们的新闻职业精神，我们应该具有的新闻理想主义在当今世俗化潮流的冲击下，己经丧失得所剩无几了。
本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娱乐是一种“享乐的合理化的满足”。健康的娱乐是应该提倡的。问题是，在新闻娱乐化过程中，我们没有把握好它的“度”，从而使之滑向了媚俗化。媚俗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如果就其表现形态来说，媚俗的基本特征就是一种为他人的表演性。把欲望等同娱乐，再把娱乐等同于文化、等同于审美，这就是媚俗的理论根据。我们不能仅仅把肉体欲望当作一种文化、一种审美来理解。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化产品相当多的就是回归到这样一种地步。这种“为他人的表演性”的文化产品，在我们的立体媒体或电子媒体中是大量存在的。
那么报纸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上个学期，我们对《新民晚报》和江城四家小报作了一些抽样调查。选择的是2003年后几个月的一些新闻报道，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第一个比较的是头版。《新民晚报》的时政新闻与社会新闻的比例是7：3，其社会新闻都是一般性的新闻，没有涉及到性、色、犯罪，乃至灾害性的新闻都很少。《楚天都市报》的时政新闻与社会新闻的比例为7：3，其社会新闻中犯罪新闻与灾害新闻分别占25％或23％。《楚天金报》的时政新闻与社会新闻的比例为6：4，其社会新闻中犯罪新闻与灾害新闻分别占30％或14％。《武汉晚报》的时政新闻与社会新闻的比例为4：6，其社会新闻中犯罪新闻与灾害新闻分别占20％或10％。第二个比较的是社会新闻版。《新民晚报》的犯罪新闻占24％，黄色新闻约占2％，中性新闻占35.4％，绿色新闻占39％。《武汉晚报》的犯罪新闻占32％，黄色新闻不到1％，中性新闻占43％，绿色新闻占24％。《武汉晨报》的犯罪新闻占 30％，黄色新闻约占1％，中性新闻占30％，绿色新闻占39％。《楚天都市报》的犯罪新闻占32％，黄色新闻约占1％，中性新闻占42％，绿色新闻占25％。《楚天金报》的犯罪新闻占37%，黄色新闻约占1%，中性新闻占36%。绿色新闻占26%。江城四家报纸的犯罪新闻普遍高于《新民晚报》，而健康新闻（强调舆论引导的绿色新闻）都低于《新民晚报》。此外，我们还对情感类栏目以及娱乐图片进行了比较分析。这四个方面的比较都可以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在当今的都市类报纸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娱乐化的成份非常之大；因为其“度”难以把握，新闻娱乐化开始向新闻世俗化、新闻低俗化和新闻媚俗化方向发展。
二、新闻世俗主义的成因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新闻理想主义与新闻世俗主义在我国新闻传播活动中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表面看这是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但是深入分析，它所反映出的则是传统的新闻理念与现代的市场理念之间的冲突。为此，对于新闻世俗主义流行的原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应该主要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方面去进行探讨。
传统的新闻理念认为，我国的新闻工作者理当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真理的追求者、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应该是民众的代言人，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社会良心的具体含义。现在所提倡的新闻报道“三贴近”，在本质上是和“社会良心”的含义一致的。怎样理解“三贴近”呢？可以这样认为，它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一种新闻价值追求。对“三贴近”至少可以从三个层次去理解；第一个层次，“三贴近”首先强调的是新闻就是事实的传播，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这就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认识论上去了。第二个层次，“三贴近”强调的是人本化，也就是强调新闻传播应当表达人文关怀。第三个层次，“三贴近”实际上也强调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所以，如果从这三个层次去理解，我们所说的“社会良心”和新闻的“三贴近”在本质上的确相一致。
马克思曾经说过：“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这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对新闻理想主义所作的一种恰当的描述。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新闻媒介由纯粹的事业单位变更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之后，媒介的性质由以前的单一的意识形态性质变为意识形态兼经营形态性质。基于这一变化，新闻工作者就已经不仅仅是社会正义的化身，或者说不仅仅是社会良心的承担者，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主体。于是，新闻工作者就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到了社会竞争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现实中时常起作用的那种市场逻辑、利润逻辑、商业逻辑也开始侵蚀着、消解着我们传统的新闻理念，消解着我们的新闻理想主义。这就使那些不愿意坚守新闻职业精神的人，慢慢地走上了追求新闻世俗主义的不归之路。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新闻世俗主义的成因，这里有必要以西方为例，谈谈新闻世俗主义与媒介的市场运作模式之间有什么联系。在西方，媒介的市场运作模式表现为两种，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80年代以前，西方媒介主要的市场运作模式可称为有限市场运作模式，有人称作有限市场驱动模式。80年代之后，完全市场驱动模式开始出现，并且逐渐取代了以前的有限市场驱动模式。于是，传媒市场化浪潮席卷欧美，各国竞相实行一种自由化、商业化和放宽规则的改革政策，并在指导思想上由公众利益向商业利益倾斜。这就带来了新闻价值观念的变更。由此，媒介机构就完全被视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生产商，受众则被理解为消费者，新闻也就堂而皇之地成了地地道道的商品。当市场观念内化为媒体运作动力的时候，新的市场驱动模式的新闻理念便取代了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工作者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编辑权，而臣服于经营权之下，也就是放弃了新闻的教育功能，完全为市场所左右。于是，新闻理想主义让位于新闻世俗主义，市场逻辑取代了新闻逻辑；既然受众是消费者，那么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理所当然地成了媒介产品生产的驱动力。媒介与受众之间就成了一种买卖关系。甚至媒介还利用自己的权力，巧妙地把受众当成一种商品出售给广告商。在市场逻辑的主宰之下，媒介的整体运作，必然向作为消费者的受众倾斜，甚至还主动将价值判断权拱手交给受众，而受众在消费欲望的支配之下，要求媒介提供其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应该需要的东西。由此，媒介不得不放弃“守门人”的职责，把收视收听或阅读率当成了自己的生命线，“大数原则”即争取最大多数的人收视收听或阅读的原则也就成了一家媒体是否运作成功的唯一标准了。
因为媒介与受众关系的改变，价值判断权的移交以及“大数原则”的推行，新闻工作者的新闻逻辑已经不能规范自己的思维，从而也不能制约自己的行为了。在服从商业逻辑的利诱之下，那种新闻真实性、新闻道德，那种社会责任感以及新闻理想主义所包含的其他内容也就逐渐被消解、淡化或被异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追求名利的新闻世俗主义。这是西方媒介完全市场驱动模式所必然带来的结果。
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新闻世俗主义的哲学根源就是功利主义，在西方，这种功利主义常常通过个人主义表现出来。西方的民主从哲学的层次去分析，它包含了两个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一个是自由，另一个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认为，人类所做的一切，惟一的、固有的一种好处和本质上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其行为的惟一标准就是快乐。快乐是什么？根据个人主义观念去理解就是幸福，就是欲望的满足。有学者指出，在西方，古代人视美为幸福，近代人视利益为幸福，而现代人呢？幸福就是感官的享乐。由此，追求个人的生理的或心理欲望的满足，就成了享乐主义、快乐主义的最好注释，就成了西主现代人追求的最高目标。虽然西方国家也要求用道德和法律来维持秩序，来抵制个人享乐主义、快乐主义的膨胀，但是由于个人从来不会放弃任何寻求快乐和满足欲望的机会，于是道德乃至法律的约束力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
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必然会对新闻传播观念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就认为，人们就是本着寻求快乐、逃避社会控制的精神在进行传播，这是一种游戏的形式，传播就是游戏的表现。在大众传播中人们寻求的是娱乐，即使是在严肃的报纸和广播中，他也认为人们就是在寻找娱乐。因此，寻找娱乐的观点，满足欲望的观点，在西方当代传播理念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从上面对西方新闻世俗主义与媒介的市场运作模式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中，可以看出，新闻世俗主义与媒介的完全市场驱动模式关系紧密，甚至可以这样说，前者为后者所孕育所催生。这就为我们考察我国新闻世俗主义的成因提供了部分答案，同时也为我们正确认识我国媒介的市场运作模式，为我国新闻业界提倡新闻理想主义反对新闻世俗主义提供了一种历史认识和理论支撑。
三、树立新闻理想主义
在当今的中国，我们的新闻人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理当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坚持新闻理想主义。根据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的观点，尽管我们也不否定新闻世俗主义中包含有合理的因素，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些合理因素的同时，更应当提倡某种精英意识和高尚的新闻职业精神，应当同权力寻租、虚假新闻、低俗新闻划清界线。
（一）正确认识我国媒介的运作模式。我国媒介的运作模式，现在仍然是一种有限的市场驱动模式。因为我国的媒介仍然定位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媒介的所有制仍然是全民所有制。但是，我国的这种有限市场驱动模式与西方的有限市场驱动模式在本质上并不完全相同，它还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特色。在西方，即使在有限市场驱动模式下，媒介的经营权与编辑权是分离的。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新闻媒介，其编辑权与经营权是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无论是我们的经营权，还是编辑权，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在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去实现利润最大化。也就是说我们是让经济效益最大化服从于社会效益最大化。这就决定了我们新闻工作者既有向民众告知信息的义务，同时，也有充当党和政府喉舌的责任。
为此，我们的闻新工作者应当在坚持新闻理想主义的前提下，适度地将新闻世俗主义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在这一方面，一些新闻媒介的运作是相当成功的，比如，《武汉晚报》的“百姓问政”、“新闻110”、“新闻148”等名牌栏目，在编辑权和经营权统一运作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偏离新闻理想主义的轨道。所以，才能产生好的影响，才能在社会传播活动中获得受众的认可。相反，前面讲到的权力寻租、虚假新闻以及新闻媚俗化这种世俗主义，之所以在某些媒介运作中大量存在，我以为主观的因素是某些新闻工作者对我国新闻媒介的市场运作模式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也就是说，在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到，我们的媒介仍然是按有限市场驱动模式去运作的，如果我们把它当成完全市场驱动模式去理解，思想上就和现阶段我国媒介本质的规定性相违背，行动上就不可避免地依从新闻世俗主义而疏离新闻理想主义。
（二）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努力做到宣传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我们强调新闻工作者应当坚持新闻思想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新闻报道充满了说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要求我们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与世俗价值统一起来，或者说将终极价值融入到世俗价值之中。这就要求我们的传播活动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努力实现“三贴近”。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以前，我们常常把终极价值与世俗价值分离开来，以为二者是对立的，不相融的。但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则把二者统一起来了，强调应将终极价值融入到对世俗价值的追求之中。这是思想认识方面的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它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把这一重要思想落实到社会实践中，也就有了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的出现。我们的媒介强调人文关怀，也是与这一重要思想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有关系的。努力做到宣传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是社会主义新闻媒介实现新闻理想主义、贯彻人文关怀宗旨的必由之路。
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主持《新莱茵报》的成功经验时说：“如果只强调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承认报纸的社会性，那就成了沙漠中的布道者。”新闻媒介具有社会性，它对新闻信息的传播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如果我们只空洞地宣传自己的观点，而忽视其社会性本质，受众就不可能接受我们所报道的新闻事实，我们的宣传目的也不可能实现。
现在，我们的新闻传播已经远离政治中心主义，而向人文中心主义靠近。因此，媒介的社会性自然就得到了强化。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我们的媒介在强化它的社会性的过程中，正在让世俗主义淹没理想主义。固然，我们的媒介不能进行空洞的宣传，以至于成为“沙漠中的布道者”，但是，如果我们的媒介忘记了自己还有“布道”的社会责任，那也是不对的，那也是一种失职。
要做到宣传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就必须选准一个结合点，这一结合点表现在对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的选择上。马克思曾经说过：“要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议的信念，只有明显的无可争议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又说：“应当由事实来使人信服”。为此，在新闻报道中，最好的宣传总是根据最近发生的对宣传对象有重要意义的事实而引发的。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两个方面：从新闻理念方面来说，我们在选择与传播新闻事实时，应该取精英意识指导下的平民视点。像《武汉晚报》以“为百姓谋利益”为自己的办报方针，其视点的平民化色彩是相当鲜明的；从操作方面未说，新闻报道应该是从个别的事实叙起，而不是从整体表象叙起。我们现在的新闻报道。之所以不能与世界接轨，在全球传播活动中常常处于失语状态，其原因之一可能与我们习惯概述事实、不注重展示过程有关。马克思认为，在交往中，每个人都是从“我”出发的，“社会是一种与人相对立的抽象”，“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的。”马克思正是从“我”出发来分析社会交往的。只有懂得了马克思的这段话的深刻含义，我们才会明白“三贴近”理念之可贵，才会明白新闻报道为什么必须取平民的视点、从具体的事实叙起。
（三）在新闻意识的重塑中取正确的价值取向。
1．准确理解新闻专业主义。我们应该认识到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意识的形成。是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我们传统的新闻理念是建立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够忘记新闻专业主义。从世界范围来说，新闻专业主义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而且还在变动之中。
第一个阶段，在 19世纪后期到 20世纪初期，这个时期正是西方的党报瓦解，商业媒介出现的时候。以美国为例，那时它的报业开始追求的是一种煽情主义与商业主义，以市场运作模式代替以前的党报运作模式，从而导致了新闻垃圾的大量出现。那个时候，美国的报纸有一个不雅的称号，叫做“公众和私人不道德生活的下水道”。可见，其文化品格低俗到了什么地步。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包括媒介的从业人员要求校正这种新闻世俗主义，要求办理想的报纸，健康的报纸。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一批质报应运而生。它们以严肃的态度去从事新闻传播活动，并且力求建立健康的新闻观念，这就是新闻专业主义。这种新闻专业主义最初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黄色新闻展开批评，以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第二，追求政治理想，主张新闻从业者应该成为社会的“暸望者”或“社会的良心”。同时，还通过新闻教育，开始确立独立、准确、公正等原则。
第二个阶段，在20世纪2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最基本的核心观念即客观性原则被确定下来。为了追求客观性，强调事实与意见分开，也就是在新闻栏目中只报道事实而不报道意见，只有评论栏目才是发表意见的地方。
第三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之间，西方新闻自由主义把西方媒介推到了一个边缘，它强调绝对的自由，强调媒介权力不受任何约束。由此带来了社会的震动，从而伤害了新闻事业，使新闻事业出现了危机。这时，美国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开始研究媒介并提出社会责任论，以社会责任论来修正传统的新闻自由主义。社会责任论强调什么呢？强调的是媒介从业者的自由与责任是统一的，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就是当新闻从业者享有客观、公正、自由报道新闻的权利时，就应当对社会承担应有的义务。
第四个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到90年代，这时开始形成公共新闻学。这是新闻业界面对社会批评和信仰危机所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它强调由公众而不是由新闻工作者设置新闻报道的议程。也就是说，新闻媒介所报道的内容必须由公众决定，由公众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确定新闻媒介的采编和播报的重点。同时，它也强调在告知公众之前，新闻媒介应当首先塑造公众。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观念，如客观性、真实性、社会责任论、公众需求决定论和塑造公众论，构成了新闻意识的主体，也是新闻职业精神的核心所在。因此，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决不能放弃新闻专业主义。
2．努力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在西方传统的新闻观念中，社会责任意识主要表现在揭露社会的丑恶，坚持自由主义理想上。而在当今的西方新闻传播观念里，社会责任意识更具理性色彩，更有现代性。有一位西方传播学者认为社会责任意识的具体表现形态有三种：
第一种是指导式 责任。就是任何媒介都应该服从社会规范，服从你的主管部门或者社会整体利益要求的指导。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来说，要求你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充当人民的喉舌，如果把这一要求放在世界传播的整体格局之下予以考察，我以为是合理的。因为连西方都对新闻媒介规定了这种指导式责任，那么我国的新闻媒介又怎么可以例外呢？
第二种是契约式责任。就是媒体必须在其生存环境中对社会负起应有的责任。这好比婚姻，男、女双方一旦走进婚姻的殿堂，哪怕在婚姻法上没有作出某些规定，你都应对对方负起应有的责任。我们的媒介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自然就和这个社会签订了一种契约，你不能违背这种契约，这是社会赋予你的责任。社会主义的媒介的追求目标是和我们制度的本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因此，应该自觉地承担起它与我们社会之间存在着的契约式责任。
第三种是自制式责任。就是自觉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认识融入到日常的新闻传播活动中，自觉维护自己所在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履行这种职责方面，美国的媒介表现得相当突出，它们奉行国家至上主义，强调要把美国的民主观念、价值观念传播到全世界，用美国的民主观念、价值观念改造世界。从美国媒介自觉传播美国价值观念的举动中，我们应当悟出“自制式责任”的重要性。
3、应该具有现代公民意识。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媒介当作从事商业活动的一部机器来看待，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媒介当成一个能培育出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公民的社会机构来看待。这就需要给民众灌输现代公民意识，而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首先就应当具有现代公民意识。
现代公民意识的内容很丰富，这里只谈谈其中所包含的生命意识。之所以强调生命意识，就是因为我们的媒介在报道活动中常常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漠视生命的态度。比如，去年9月份，武汉的几家媒体都开辟了专栏，为贫困学生上大学提供帮助。有一位新洲的女孩子，父亲早逝，整个中学阶段她都是靠母亲乞讨和捡破烂维持生计。武汉的几家报纸为了给她筹措学费，纷纷对她的家庭状况进行了报道。《武汉晚报》的报道做得比较好，回避了她母亲乞讨的细节，只写她拾荒，只写她是如何得到好心人救助的。这是一种正面报道，体现出了对生命的关爱，对一位母亲的尊严的维护。但是，另一家报纸为了写得生动，就写这位母亲乞讨时如果讨不到钱就赖着不走，还说这己经不是乞讨，简直是耍赖。这样写是对一个有价值的生命的否定，是对母爱的否定。那位女孩看到了这样的报道将有何反应？难道她会感谢你吗？我们的报纸如此报道，显然是缺乏生命意识的表现。因此，当我们的媒介追求新闻理想主义时千万不能忘记，我们的立足之本，或者说我们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尊重人，关爱生命。
正如前面所说的，在我国当今的新闻业界，最缺乏的是新闻职业精神，就是建立在新闻专业主义基础上的新闻职业精神。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树立新闻理想主义，重塑我们的人格。对于新闻世俗主义，我们应该以质疑的眼光予以审视，通过质疑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去增强我们的道德责任感。简而言之，我们不能让社会良心受到新闻世俗主义的腐蚀，应当用新闻理想主义去取代新闻世俗主义。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主任、教授。根据讲话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