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植 邱秀桐
电视娱乐节目的内涵和外延一直不是特别清晰。电视本身就有娱乐的功能，从这个角度出发，任何节目都可以称为娱乐节目，DISCOVERY就宣称它播出的纪录片能为观众提供前所未有的视听娱乐。我们认为，电视娱乐节目是综艺节目发展的新形式，通常人们所指的电视娱乐节目是单纯以娱乐性、消遣性和趣味性为突出特点的节目，就其形式而言，又可以有综艺晚会型、杂志型、谈话型、游戏型等形式。
电视娱乐节目不是在电视一产生就有了的，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熟悉的只有电视文艺节目，而电视文艺节目的概念要比娱乐节目的外延要广得多。在中国内地，很早就有电视文艺节目，如相声、评书等在电视台播出，从节目的功能定位来说，它与现在的电视娱乐节目大部分是相同的。内地还有一个时期是用电视综艺节目的概念来代替电视娱乐节目的，例如较早时期开始播出的《正大综艺》、《综艺大观》在人们的印象中间就是综艺节目而非娱乐节目，现在来看，当年的综艺节目似乎是教育功能居多而娱乐功能不足，但不管怎样，中国内地的电视娱乐节目在电视行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跌跌撞撞地起步了。
1、从电视速配节目看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历程
电视娱乐节目在我国内地的大发展是从1996年开始的，而肇因还是离不开港台电视娱乐节目对内地电视行业的影响。1996年3月31日，香港凤凰卫视正式开播，新的不同于以往卫视中文台的定位使它在中国大陆的影响越来越大。凤凰卫视的长处就是立足于香港办电视节目给内地人看，借助于香港的国际化地位，凤凰卫视的节目具有相当大的多元性。《非常男女》就是凤凰卫视引进的一档由台湾中视制作的娱乐节目，作为相亲为主要内容的娱乐节目，它不算是综艺节目，但却与《正大综艺》有着很多共同点：节目内容或部分内容均是由台湾地区的电视制作公司提供的，均是为满足内地张大眼看世界的观众的收视需求，事实也确实如此：《非常男女》中新的节目制作形式和开放的、大胆内容让当时收看凤凰卫视的内地观众与电视制作人员一样目瞪口呆，观众与电视制作人员的感受是相同的，原来电视节目可以这么做。
《非常男女》在中国内地的风行以及传统电视综艺节目向新的电视娱乐节目转化反映了电视行业甚至包括在整个媒介行业的一种新的趋势：节目的目标观众需要更进一步细化，大众化传播需要向窄众化方向发展。传统的电视综艺节目似乎总是在内容方面强调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效果方面强调收视率，殊不知这只能以降低观众对节目的忠诚度为基础，不利于节目品牌力量的集聚。《非常男女》目标观众定位为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青年观众，结果使它在青年观众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又催生了内地许多相同类型的电视节目；不光如此，节目立足于港台制作，又使它极大地填充了内地其他年龄层次的观众好奇地了解外部世界的空白，使它得到了意外的观众收视群体。
但是在《非常男女》之后的同类型电视节目的诞生却是在一年之后（当然还有更老的相亲节目—北京电视台《今晚我们相识》，但与作为娱乐节目定位的《非常男女》相比是有着不同型态的社教节目）。在这段时间里，内地电视制作人员经历的是一个观望、酝酿和试探的过程，因为存在着太多的政策禁区和认识禁区。在电视节目制作领域一直起领军作用的湖南电视台终于在1997年7月13日开播了一档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但是相当长的时间里，《快乐大本营》节目还没有很大的影响。1998年7月16日湖南电视台又推出了一档婚姻速配节目《玫瑰之约》，这档节目从节目的定位、风格上与《非常男女》是相同的，只不过参与者是本地的青年男女。
《玫瑰之约》的开播，特别是在湖南卫视上星之后在全国落地播出，使我国内地电视行业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它突破了中国电视领域里许多认识禁区，使电视人在更深刻的角度上思考着电视娱乐节目的变革。在《玫瑰之约》之前，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只有一种风格，那就是以中央电视台为蓝本的所谓“学院派”风格，它的主要特点是，重视整体的设计和构思而不是细节的设计，力图体现的是一种“大气”；重视节目对观众的影响力，不太重视收视率（春节晚会的高收视率是历史造成的）；重视内容，不太重视节目的包装。中央电视台具有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包括人才、资金和政策优势，所以可以制作大量的娱乐节目，而地方电视台既想学中央电视台却又没有实力，只能办少量的、与中央电视台风格相近的娱乐节目。伴随着《玫瑰之约》的开播，始终没有出现的娱乐节目大潮的繁荣景象终于出现了。内地各电视台在短时间里办了20多个与《玫瑰之约》同类的娱乐节目，包括海南电视台《男女当婚》、陕西电视台《好男好女》、重庆电视台《缘份天空》、福建有线电视台《真情相约》、上海东方电视台《相约星期六》等，所有这些节目在当地都曾经风风火火了好一阵子。《玫瑰之约》的成功还带动了《快乐大本营》和其他大型综艺晚会性质的娱乐节目的发展。
现在来分析《玫瑰之约》的成功及其他类似节目的风行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投资商（在中国主要是广告主）在考查一个投资项目时要看很多条件是否具备，其中两个就是具有创新的商业模式和具有比较成熟的技术条件；显然，《玫瑰之约》的制作模式在港台不算是全新的，但在内地这个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地区里却是最新的，凤凰卫视的《非常男女》那时还不能影响到它的市场，再加上湖南电视台的制作实力、成本相对较小以及具备上星播出这些技术条件，《玫瑰之约》的成功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其他电视台的类似节目也差不多在一段时间里具有与湖南电视台类似的优势，所以在得到市场回报的前提下，这些节目都曾火过一阵子。
但是《玫瑰之约》的成功又对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造成了相当程度上的损害，那就是助长了一种抄袭风。在整体制作水平低下的时候，学习内地以外地区制作节目的方式方法是有利于提高本地电视台的制作水平的，但问题是学习变成了抄袭，引进变成了克隆。《玫瑰之约》《相约星期六》抄袭台湾地区《非常男女》，中央台《城市之间》使用的是法国《城市之间》的创意和名字，《欢乐总动员》则是《快乐大本营》的北京版。而且，从《玫瑰之约》开始，中国的电视人不再那么害怕自己的创意被指为抄袭了，于是就有了《玫瑰之约》的20多个兄弟姊妹和以后的“快乐旋风”，有的节目的创意纯粹从港台电视节目克隆，大到节目的定位、风格、内容，小到字幕的版式、音乐音响、背景，全部都照搬；有的节目甚至没有创意、可行性研究、观众调查这些电视节目开办应该具有的过程，而只是从屏幕上把被克隆的节目当做自身的营养来源，把与原节目的相似程度看成自身节目是否成功的指标。电视节目千篇一律，几个桌子一搭，放上几个话筒，就可以做相亲节目了；找几个知名不太知名的明星，做一些弱智游戏就可以说是综艺晚会节目了。除了主持人不一样（有时也一样）、节目名称不一样，节目的内容、结构基本一样，近亲繁殖的后果是同质化严重，娱乐节目的内容形式缺乏创新。
另外，节目在电视市场化还很不完善的时期短时间的成功使得中国的电视人忽视抄袭所带来的问题，忽视电视节目的品牌建设和长远发展。电视节目的品牌是依靠独特的创意、精良的制作和一以贯之的运作来形成的，是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才能建立起来的。克隆性的节目带来的热点并非是市场和电视节目发展的规律带来的，是人为抄作起来的，也是不能长久的。
这些原因最后也造成了中国内地许多电视娱乐节目的后劲不足，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观众抛弃。在2000年初开始的新一轮的电视行业改革中，这些节目纷纷被挤下历史的舞台。就连《玫瑰之约》也面临着危机，收视率下降，而《非常男女》早已在凤凰卫视消失不见（其实《非常男女》也有着一个日本祖先，而这个日本祖先也是来自于欧美国家的移民）。
资深电视人欧阳国忠在评述电视速配节目昙花一现的原因时，总结了如下原因：
首先是电视速配节目同体“克隆”惹的祸。“热门节目一大炒，大家争吃‘唐僧肉’”，由于“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仿来效去，只得其皮毛，未获其精髓，结果越“跟”越不像，越“学”越糟糕。
其次，嘉宾谈话浅尝辄上，做秀成分多，缺少真情，也是无法留住观众的重要原因。
再者有些主持人在台上显得有些弱智，难讨观众欢心。
还有一点，嘉宾质量的不稳、来源的缺乏也是造成此类节目夭折的一个致命原因。
从相亲节目开始，内地电视娱乐节目进入了一种类型电视节目盛行的怪圈。类型电视节目就是一类风格相近、内容差不多的节目，相亲节目之后的类型节目有真人秀节目、益智竞赛节目、歌友会节目等。一种类型的节目在经过短暂时间的膨胀发展之后，很快就会陷入平静的发展期，之后就会是厄运来临。难道就象社会上的股票泡沫、网络泡沫、房地产泡沫一样，在电视行业领域内也存在泡沫？回答是肯定的。原因何在呢？还是在于克隆节目的天然弱点：缺乏内部潜在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在中国内地电视节目整体制作水平还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
各种类型节目”热”的现象反映了大众文化与电视娱乐节目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主要还是起负面的作用。一方面电视娱乐节目在影响着大众文化，而按照传统的电视理论，电视节目的教育功能有助于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但是这是以电视节目有着较高的品位为前提的。由于类型节目的天然弱点，各种类型节目并非有着比大众还要高的品位，也就难以达到深层次的教育功能。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品位和取向也在影响甚至决定着娱乐节目的发展方向，电视娱乐节目的艺术性、多样性和专业性在世俗的大众文化的打压下丧失了原有的发展空间。各种花样百出的类型节目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崇高目标，事实上却仅仅满足了大众的娱乐要求，其中最主要的也就是满足了大众的好奇心，给大众带来一种感官上的刺激，并没有提升大众的知识文化层次。狂欢节上视觉的盛宴过后，只剩下纸屑一样的文化垃圾。
2、内地娱乐节目行业存在的问题
97、98娱乐节目大潮降温之后，内地的电视娱乐节目开始走下坡路，而进入新千年之后的内地娱乐节目应该说已经是每况愈下了，越来越不景气：一表现在节目的收视率下滑，一是广告的回报越来越少。至于原因，首先是因为从2000年开始的媒体业的结构调整在大的体制没有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相反却使得行业内的体制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全国有线无线的合并没有加强相关电视台的实力，却使一个地区的媒体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形成了新的垄断，新的垄断的形成标志着广播电视领域内管理脱离节目生产实际的做法愈发严重，培育市场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弱。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在谈到重复与市场化的关系说，适当的重复是竞争的前提，没有重复就没有市场化，就没有优胜劣汰。克隆性的节目以前还有着部分的市场化操作的痕迹，但后来，行业内滞后的管理作风抵消了市场化的作用。另外，市场化需要的是强势的节目制作人员和节目运作管理人员，需要的是节目制作和管理人员具有较大的经济权、人事权，垄断的结果和行业内普遍存在的行政干预问题却与之背道而驰。体制的问题成了电视节目包括娱乐节目发展的瓶颈。
其次是内地电视产业低水平的市场竞争使得行业内出现了一种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最初阶段的原始资本积累的景象，各个电视台狂热地进行着广告市场的圈地运动。表面化的以市场为上帝的口号和对投入产出的不正确计算使得各地电视台产生了在短期内追求最大利润的指导思想。每个电视台都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压缩那些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项目，包括娱乐节目，这就使得电视台在整体收视率提高的情况下，影响力相反变小，电视台品牌的观众忠诚度降低，品牌的含金量不能提高。
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中国内地电视行业存在一种怪现象：人人都在喊产业化、市场化，却没有意识到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推行市场化会遭到市场的惩罚(比如频道专业化)。市场经济推崇的是品牌（用联想总裁柳传志的话说就是要用卖金子的价格来卖银子），现在不少电视台连一个象样的品牌栏目也没有，更别说自己整个电视台的品牌了，却极力推出频道专业化。在很多人看来，市场化就是在短期内赚到很多钱，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实际上是一种舍本求末的做法，没有实力，没有品牌的电视台是赚不到大钱的。湖南电视台的品牌是通过自办栏目特别是娱乐节目建立起来的，所以在市场上它也得到了与品牌相应的回报。2001年单是《新青年》栏目的冠名权就卖了400万元的高价，2002年则达到600万元，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的冠名权卖了6000万元的天价。这些应该能够说明自办栏目也是可以有比较好的经济效益的。
但是品牌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大部分电视台的高层管理人员似乎更喜欢用压缩自办栏目的生存空间的做法为其他方式的创收制造条件。当然，其他方式如播出好的电视剧是电视台创收和提高收视率的手段之一，但是最终提高知名度和扩大影响力的还是要靠电视台自己打造的品牌栏目和活动，不办栏目是无益于扩展自己电视台的品牌的影响力的。没有影响力，收视率再高，也只是一种泡沫，而且保证高收视率和高广告投放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出现的情况是，电视台的收视率高但却所获无多，某些电视台越来越低的广告折扣正说明了维持（由高收视率导致的）高广告投放率和高收入的两难处境。
再次是中国加入WTO使得娱乐节目的外部竞争环境越来越恶化。现在境外电视台纷纷开办针对中国内地电视观众的娱乐节目，并且制作方式越来越本地化：用本地的制作人、主持人、拍摄本地观众参与的、具有本地内容的娱乐节目，播出本地企业的广告，从人才、内容、资金等方面与内地电视台进行资源的争夺，打压内地电视台的生存空间。虽然现在还存在着一些政策性的保护，但内地电视台仍然能够感受到强大的压力。在娱乐节目方面，杂志性的节目以前是由各台自己制作的，后来让位给更有影响力的《娱乐现场》。现在《娱乐现场》已经从一统中国杂志性娱乐节目江山的地位慢慢退却，广告投放率和播出面大不如从前，一旦政策完全放开，它一定会让位给东风、华娱这些以娱乐见长的电视台的。
最后，也是作为电视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负面影响，电视行业弥漫着一种浮躁之气，使得娱乐节目的品格下降，节目制作人员的敬业精神、社会责任感、传媒的整体道德水准都在下降，电视娱乐节目对观众的影响力滑坡。
以2000年中国电视节目榜的观众意见为依据，《新周刊》等权威媒体发布了百姓心中的2000年中国电视的九大问题，九大问题大部分都涉及到传媒及从业人员的道德品格。
第一“节目弱智” ——“笑声掌声博彩声声声入耳，私事家事无聊事事事开涮”，以一系列游戏娱乐节目掀起的游戏娱乐节目的浪潮在２０００年席卷荧屏，《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中国娱乐报道》等以及同类节目形成“全民狂欢”的局面，节目的弱智化与审丑热蜂拥出现。只求高广告回报不讲文化品位的“娱乐”被排为第一硬伤。
第二“唯收视率” ——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广告收入，就是赔钱货，所以，片面追求收视率使不少节目开始降格以求。大炒绯闻，对恶性事件推波助澜，粗俗搞笑，巨额博彩，新人出位表演来哗众取宠。甚至还假传民意，以虚假收视率欺骗广告商。
第三“出书成瘾” 。
第四“搞笑主义” ——让一流明星像二流明星一样表演；二流明星像三流明星一样搞笑；三流明星像小丑一样被捉弄，让明星在观众面前低头服软丑态百出，之后明星拿钱观众得笑，广告费入账。无论是打着“大本营”、“总动员”还是“集中营”、“超级秀”的旗号，节目都是以搞笑为目的。
其他的还有“挑战道德” 、“广告污染” 、“非常主持” 、“垃圾时段”、主持人“去意蹒跚”。其实不仅仅是娱乐节目存在的问题，整个社会的媒体都是这样。
很多娱乐节目存在庸俗化的倾向，有些节目单纯模仿港台娱乐节目的作法，而不管内地观众的欣赏习惯。比如有的主持人在节目中肆意取笑评说嘉宾的长相或观众说话的声调；有的主持人则会不经意中会说一些脏话或错别字，造成新的屏幕污染；有的节目制作人员在游戏节目中利用偷拍的手段侵犯个人隐私。试探挑战道德的行为屡出不鲜，而娱乐新闻公开的流言蜚语更是司空见惯，有偏激的论者就认为中国的媒体是流言蜚语学校。
不光是有大批观众反感娱乐节目的庸俗化倾向，业内许多有识之士对这种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的杨滨在《南方电视学刊》发表文章《评电视文艺娱乐节目的庸俗化倾向》，文章开头对电视娱乐节目的庸俗化倾向进行精彩的描述：“纵观当今的电视荧屏，目前的所谓‘电视文艺娱乐节目’，已经是艺术之树上的一个病枝，享乐的麻醉剂，刺激收视以谋取金钱的商品。它们垄断着荧屏，逐斥着真正的艺术，它们以娱乐来以偏概全地冒充艺术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多元化功能与性质。当代的文化艺术已被商业文化搅得混乱一团，‘电视文艺娱乐节目’仅是推波助澜者而已。”作者很担心：“在‘电视文艺’的落井下石推波助澜之下，丰满鲜活的艺术传统正在枯萎，尸骸标本式的华丽‘艺术’将成为我们后代子孙的精神食粮。嚼着这类尸骸长大的我们的孩子，将不再有能力梦见蝴蝶的活体；在他们光怪陆离的梦境中，将充斥着钉在精致木框里的彩蝶标本。孩子们将因此失去很多宝贵的人性特质——如灵性、爱的能力、价值判断能力、想象能力，等等。倘如此，我们罪莫可赎。”
另外中国的媒体受到资本越来越大的影响，逐渐离老百姓越来越远。电视节目的投资主体已经越来越大的影响着媒体的广告发布和节目内容，改变着传统媒体真实、可靠和崇高的屏幕形象，使得电视节目和内容越来越成为适应新兴的资本家口味的消遣品。新闻领域内，蓝田集团由于资不抵债和对股民进行误导的问题受到经济专家的强烈批评，它的广告却在某些媒体大行其道。更别说当年媒体大肆吹捧过的胡万林后来却因行骗被公安机关逮捕这个新闻界的丑闻了。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批评中国的媒体“与观众越来越不相干。”他说，在市场和社会大转型期间，中国的媒体在编辑立场上出现多变和不稳定的现象，各媒体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冲突也开始从有偏见和不平衡的报道内容中凸显出来。媒体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正在下降，长此以往，传统的国家喉舌有成为私人话语基地的危险。无论是从我国新闻事业的定位还是从新闻职业道德来说，这些现象都是不应该出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去年曾经号召推进宣传工作的改革，要求各宣传部门积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贴近”），“使‘三贴近’在宣传思想战线蔚然成风”。这应该是解决目前电视行业脱离老百姓问题的最好的指导方针。
现在还不能够明确勾画出中国内地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的远景，学院派的教授们脱离现实的评论和对外国理论的抄袭带来了电视理论导向性的问题，行业的管理人员精通的是人事管理而不是专业，更多的专业人员永远也不可能有太多机会将他们的想法完全地实施，而没有什么理论和技术限制的民营制作公司却总好象是电视行业体制外的孤儿。娱乐节目在现在的大时代中显得那么的无助。
3、娱乐节目的新发展
最近几年中国内地的娱乐节目也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与前几年的娱乐大潮相比，少了喧嚣和狂热，多了些理智。具体而言，近年来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表现在几个方面。
娱乐节目的数量正在减少，而质量比以前要好，独特的创意重新回到左右娱乐节目命运的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淘汰的结果，一方面也是由于行业内深化改革的结果。很多电视台都把集中精力和财力创办或精办一两个主打栏目作为节目改革的一个方向。
有些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彻底放弃了明星名人名主持的老路，改走平民化的道路，使节目市场回复了某些繁荣的景象。
其实，以往就有很多栏目都注意加入普通人参与节目制作的内容，但是，在以往，普通人要么被明星化了（如《玫瑰之约》），要么被矮化为明星的配角或节目的道具（如某些综艺节目）。现在，即便是某些以明星名人为参与主体的娱乐节目，同样也是把参与者平民化，节目具有了更多人文关怀的内容。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在2004年春节期间把电视剧《红楼梦》剧组的成员请到演播厅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其中最主要的做法就是把明星平民化，表现这些当年的明星光环背后的平常生活和普通人一样的感情。开播不到半年的《非常6加1》也同样是以满足普通人实现梦想的愿望为基调，表现的是普通人实现梦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相对于中国文化中几千年来一直以来只重视结果的哲学来说，是一种进步。
娱乐节目与其他类型的节目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一些娱乐节目既有社教节目的特点，也有新闻节目的特点，如《开心辞典》；有些节目既有娱乐节目的游戏特点，又有社教节目的知识性，既有新闻节目的真实性，又附加了体育节目的竞技性，如中央台《金苹果》。娱乐节目的这种趋势是电视人理性思考的结果，它在事实上打破了所谓的频道专业化对节目内容、风格定位一定要单纯的迷思。
杂志型节目盛行，强调整合和包装。多年以前，北京广播学院朱光烈教授就认为整合将是中国电视节目发展的一个特点，因为整合制作方式的成本相对较低。播报娱乐新闻的娱乐节目都可以说是杂志型节目，这样的节目几乎在每个台都有播出，有的是由光线制作的《娱乐现场》，有的是自己制作的。问题是大多数电视台具有的娱乐资源有限，还不能制作真正的、能反映娱乐行业整体面貌的杂志型节目。在未来，也许可能会出现由几家电视台或几十家电视台联合制作一档娱乐节目的情况。杂志型娱乐节目的另一个特点是特别注重包装和自身的宣传，更加成熟的市场化操作手法被广泛使用。
虽然内地娱乐节目发展正在趋向好转，但是，娱乐节目的前景依然不甚乐观，娱乐节目市场还没有繁荣起来。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内地的娱乐节目最终还是会成为电视行业的宠儿的。
备注：
欧阳国忠 著《中国电视前沿调查》，第66页
李 岚 张群力 著《中国电视前沿》，第12 页
欧阳国忠 著《中国电视前沿调查》，第104页
北京路透电：《中国日报》：中国新闻媒体像“流言蜚语学校”， 2002年7月2日，《早报网》
周锐鹏：《清华教授李希光批评:中国媒体越来越同百姓不相干》，2001年12月31日《早报网》
（作者系武汉广电局电视文体中心副主任；栏目编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