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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人文·理性: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创作特点研究
2017-02-28    新闻来源:

王光艳

  【摘要】 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发展历史并不长,但已经初具规模,并产生了一批有国际影响的作品。本文通过对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进行系统研究,从发展史的角度科学认识此类纪录片。

  【关键词】 人文社会纪录片 湖北 创作特点

  影视艺术关注和纪录普通百姓的生活从电影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纪录百姓的生活与电影发展如影随形。1895年3月,卢米埃尔的第一部影片《火车进站》在巴黎召开的振兴法国工业会议上第一次播放,这是展示他的发明成果。“6月,在里昂的摄影会议上又进行了操作表演,这时他把参加会议的人乘汽船到达河岸码头下船的情景也摄入镜头,天文学家强森也在人群之中。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让与会者们看到了他们自己下船的场面。”[1]同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大街的大咖啡厅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电影公映,这标志着电影的诞生。首映会上所播映的电影都是纪录当时社会生活的纪录短片[2]。“几周之内,卢米埃尔兄弟每天晚上都能把2500名观众吸引到这种新的娱乐活动中来。”[3]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电影成功地发展出“纪录片”和“故事片”两大类型。

  电视出现后,它首先以新闻的形式关注和记录了各个时代的生活形态,然后才逐渐发展出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不同时期的新闻作品以及纪录片都记录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新闻就是未来的历史,因此,电视所记录的各类新闻都以“影像文献”的形式而留存。

  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发展历史并不长,但已经初具规模,并产生了一批有国际影响的作品。张以庆的《幼儿园》《舟舟的世界》《英和白》、陈为军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请为我投票》、姚松平的《远山的瑶歌》、韩明生的《喜丧土家族》《武陵土家人》、吴晓平的《长阳人之谜》、周详的《一个日本兵与一群中国孩子》等纪录片充分显示了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的独特视角和创作水准。总体来看,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具有以下特点:

  一、保持平等视角

  人文社会纪录片所关注的人物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纪录普通人的生活当然需要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在纪实性作品的美学价值中有一个重要特点“亲切朴实感人,不强调戏剧性,不滥用故事片手法,对人物形象的记述是纪实和选择。”[4]保持平等的视角是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最大的特点,用平等的眼光去捕捉世间万象,体会社会风土人情。

  从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来看,无论是记录普通百姓生活的《桨声留连意勤勤》(2004,武汉台)中的青年教师、《船工》(2005,湖北台)中的船工、《勿忘摄影人》(2006,武汉台)中的摄影师、《变脸阿Q》(2007,武汉台)中的项涛、《朗诵艺术团的春天》(2008,武汉台)中的朗诵爱好者、《虾街十年》(2008,湖北经视)中的个体户、《城市之光》(2012,麦克峰)中的80后,还是《话剧·老人》(2009,武汉台)、《老人·时光》(2010,武汉台)、《老人·岁月》(2010,武汉台)中的老人,还是《民以食为天》(2009,武汉台)中的老板、厨师等,纪录片都是以平等的视角去关照他们,真实记录他们的生活。平等的视角并不仅体现在视线的平等,而且体现在编导对社会深层次的思考,正如陈为军所说的那样,“纪录片并不仅仅是要告诉人们一个好故事,它要蕴含的东西可以很多。”[5]

  “纪录片编导的功力在于选择”[6],纪录片《船工》就是很好的例子。《船工》记录了一位九旬老人因为三峡工程的兴建而再度谋划生活的感人故事。91岁的谭邦武是湖北巴东官渡口新镇人,也是三峡一带出名的驾长。谭邦武的四个儿子都是三峡后靠移民,2003年6月库区蓄水后,他们的山地大部分将被淹,生活来源是个大问题。在三峡大坝蓄水前后,谭邦武老人为两件大事忙碌,一是为二儿子打造木船,蓄水后搞特色旅游;二是为去世快一年的老伴和自己立块合葬墓碑,把自己的后事准备好。在片中,解说、对话以及镜头的应用等方面始终保持平等的视角。

  解说:“老二一家五口人,靠着几亩山地过日子。明年库区蓄水后,大部分山地要淹掉,一家人生活来源是个大问题。老人主张打条木船,蓄水后搞点特色旅游。”“谭邦武的老伴去世快一年了,按土家人的习俗,得立块象样的墓碑。”

  这种平实的解说具有很强的穿透人心的力量,完全是按照一种普通人的思维,普通人的逻辑在推进。同样,在现场音的应用上,也保持着平等:

  男游客:您现在不开船了,可以享清福了。

  谭邦武:本来你这个说法是对的,享清福,但我还没有这个思想。我在河里搞了几十年,创造了一些经验,我只要是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我还是想继续干下去。明年我一定要再打条船。

  女游客:您这么大年纪还有这个雄心壮志,您应该靠他们养活了,他们应该孝敬您了。

  谭邦武:干到哪一天了,硬是爬都爬不动了,去他妈的,算了!

  这是一段富于情感的对话,记者的问话充分体现出普通百姓的思维习惯,也体现出对老人的尊重。“尊重采访对象,也是尊重观众。”[7]而老人表示要继续干,甚至说“干到哪一天了,硬是爬都爬不动了,去他妈的,算了!”一个顽强、干练的老头形象栩栩如生。

  人文社会纪录片需要记录情感,“记录情感的目的,不仅仅是将人物作为认识的对象,而且作为情感的对象。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息息相关,融为一体。人,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血肉之躯。”[8]情感因素的纪录是人文社会纪录片最有力量的元素。

  “理解和尊重是创作者对拍摄对象应具有的最基本的态度”[9],《船工》在镜头组接上,每当谭邦武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将他已经过世的老伴的镜头剪接过来,显示出与老伴隔空对话的意象。这样的处理,符合人们的心理,同时也充分展示出编导的换位思考的平等心态。

  保持平等视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充分体现了编导和被拍摄对象之间的平等,可以使编导学会换位思考,从而能够更深入地进入到被采访者的内心深处。在大历史的背景下,个体的生存命运更加值得关注,也更加具有纪录价值。纪录片平等的视角更多的应当体现在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上,用真实、朴素的纪录来展示平凡的生活,展现人性的光辉。平等不仅仅体现在人格上,还体现在态度上,平等的态度决定了一部人文社会纪录片的价值。

  二、凸显人文关怀

  所谓人文关怀,就是指“在人文精神方面给予关心和教育”[10]。有关人文关怀的发展,西方与中国有着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从中国来看,“天人合一”一直贯穿始终,影响着人的凡俗生活,因此,人文关怀最终要解决的是人性本身的终极关怀。

  “人文关怀包括了对社会整体试点变迁的关注、对传统历史文化的继承发扬以及对社会现状和作为个体的人的关切。”[11]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对于人的关怀比较突出。拍摄《山区法官》的时候,编导长时间跟随陈升霄走村串户,记录了法官本人的真实生活,同时也记录了普通老百姓为澄清一个事实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如果说,法官陈升霄背着国徽去审案子,体现的是对法律的尊重,更是对当事人的关怀的话,那么,密切关注村民对法律的态度,真实记录村民的一举一动则体现了对人性的关照。恩施州主流传媒拍摄的纪录片《在路上》,坚持在春、夏、秋、冬各个不同季节进行拍摄,以6路公交驾驶员魏登朝为主线,深入记录恩施公交人起早贪黑、辛勤工作的事迹,还捕捉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好死不如赖活着》记录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马深义家一年的生活。马深义一家五口,除了马妞,其他的人都携带艾滋病病毒。当编导陈为军接触他们的时候,首先注意到了小儿子马占槽,“首先就想到生命平等这个事。这样一个生命诞生出来,已经带了HIV病毒,HIV已经决定了这个孩子不会走远。”[12]正是执着于对生命的关注,导演在此后拍摄过程中面临着重重的困难,“在工作日中,河南那边其实控制得比较严。我只有利用周末往返于河南和武汉”[13],但是,他都坚持了下来,最终通过纪录片深刻披露了艾滋病人的生活现状,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社会各界,甚至影响到中国高层的决策。

  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业内的医生也倍感困惑,乱象丛生,但又无力挽救现实。……国内的现实情况是,捐献者极少,接受移植者甚众,等候移植的更多,器官来自何方,质疑很多。器官如何分配?器官不许买卖,可是钱依然在起决定性作用,公平吗?捐献者是义务的,他们得到了什么?捐出去之后,谁能保证器官不变相标价出售呢?等等。这些问题很现实,但是,远不为人所知。难怪有人感慨:一些术前的器官移植的资深“知道份子”在做移植时,‘他唯一不关心的就是器官来源’。”[14]笔者等人坚持不懈追踪三年,先后拍摄了纪录片《生命的延伸》和《生命的接力》。

  纪录片《生命的延伸》真实记录了一例器官捐献的真实故事。木工柏洋因车祸脑死亡,肇事者逃逸。家人毅然决定捐献他的器官,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但是,捐献之路充满艰辛:亲戚朋友不理解、“要留全尸”的观念冲突、拿器官卖钱的质疑、脑死亡如何认定、到哪里去捐献……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最后,在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柏洋的器官捐献得以成功实施。

  六集大型系列纪录片《生命的接力》这是国内第一部将器官捐献者与器官接受者的心路历程、生活状态有机融合的纪录片,也是从社会人性的角度探讨器官移植的影片。影片追踪采访器官捐献者、接受器官捐献后存活者,记录他们的生活状态,再次促使人们对器官捐献与移植进行反思。“三个捐献者,三个移植存活者以个人故事的形式走进了我们的节目” [15]。阎靖患恶性脑瘤,医治无效,父亲阎立斌捐儿子器官;柏洋的妻子和妹妹为了让他“仍然活着”,也为了“促使案件早破”而捐献器官;王保田履行捐献器官的约定,儿子王鑫突然离世,决定捐献儿子器官。然而,由于种种因素,他们的器官捐献之路困难重重:器官捐献渠道不畅、社会非议众多等等,甚至还出现了“举债13万”捐儿子王鑫的器官[16]的怪事。而器官移植存活者“几乎都开启了新的人生,刘季壮退休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黄志创开始创业,开办廉租公寓;吕洁卿正常上班,还当义工帮教失足人员。”[17]影片采取“口述实录”的创作方式,“实现了《生命的接力》集器官捐献者、器官移植者、手术医生、红十字会官员等口述于一体,从‘捐献’到‘移植’全流程的纪录。”[18]影片并不是要探讨器官移植中的“种种乱象”,而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专注人性问题,关注生命接力问题。

  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关注、对生活的思考都浓缩在湖北的一些纪录片中,可以说,正是人文关怀让这些纪录片闪耀着普世价值和人性的光辉,也让世人记住了这些影片中的人物,体会到了人性之美。“纪录片应当有社会担当,有道义责任”[19],人文关怀就是社会担当,它凸显了一部纪录片的人文情怀和价值判断。

  三、贯穿理性思考

  纪录片的真实不仅体现在所记录事件的真实性上,更在于折射编导深沉的理性思考。“电视片成功的背后是真实,在真实的背后是纪实,在纪实的背后是人,在人的背后是观念”[20]观念就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理性的思考。

  张以庆拍摄的《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幼儿园》等纪录片获得了很多大奖,但与获奖接踵而至的,是诸多的争议和批评。这固然与张以庆的作品本身有关,他的作品具有一种艺术的特质,追求唯美而精致的表现形式,利用电影化的拍摄和制作手法,也与他具有很强的主观意识表现有关。张以庆说“我始终将看片子视为一种审美的过程。尤其是艺术作品的话,它应该具备审美的功能。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过程,还有一种审美的历程在里面,这个是特别有价值的。”[21]追求审美体验,贯穿理性思考,张以庆的作品在收获成功的同时,也遭受批评,甚至有人认为他有悖于电视纪实精神,根本就不是在拍纪录片。尽管如此,张以庆的作品在贯穿理性思考方面是走在前列的。同样,陈为军的《请为我投票》记录的是武汉市常青小学一个班选班长的过程,在这个充满故事的班级里,各位选手都充分发挥所长,为的是争取到一张选票。编导并没有直接说明自己的想法,但是,关乎主题“为什么民主”凸显了出来。《出路》则提醒大家注意思考读书,尤其是读大学的问题。

  理性思考赋予纪录片以活力,正如著名纪录片制作人刘效礼和冷冶夫所说的那样“我们并不反对电视记者将自己的情感触入电视片中。但这种情感的融入应该建立在尊重生活、尊重现实的基础上, 记者的动机和认识只有凝聚在真实的纪录现场中,制作出来的专题片,才能使人相信,使人爱看,同时才能起到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22]理性思考并不仅仅是让纪录片充满哲理的光辉,更能够让影片的传播力得到扩大。理性思考赋予给纪录片的是编导对社会的拷问,体现着纪录片的良心。

  “纪录片在中国的文化视野里,长期徘徊在国家话语与民间述说的双行线上。前者构成了一种宏大叙事,成为官方正史的影像注脚;后者则源于个体的意志,寻求一种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真实而自觉的记忆形式。”[23]人文社会纪录片刚好是民间述说的一种形态。从创作题材上来说,人文社会纪录片关注的是现实,是当下,它所记录的并非是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举动,而是普罗大众的一言一行,并由此而引发我们对社会的探寻和思考。这些纪录片往往具有普适性,探讨人性的话题,因此,人文社会纪录片往往具有面向全球的“通行证”,“以现代科技成果为基础的电影、电视一经问世,便冲破国家、民族范围而发展成为国际性的产业和电子视听艺术。”[24]湖北人文纪录片从最初具有某种“宣传”的表达方式,逐渐发展为具有纪实和写意两种创作风格,以纪实为主,兼具理性思考。

  总之,湖北人文历史纪录片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关注当下,着眼未来,人文历史纪录片创作领域尚有诸多的领域等待着纪录片创作者去挖掘、去开拓。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北人文纪录片还有无限的空间。

  注释:

  [1](美)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张德魁、冷铁铮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9月,第6页。

  [2]当时播放的那些纪录短片,长度都非常短,仅为几十秒到一分钟左右,也没有什么镜头的变化。但是,这些影片标志着世界电影的诞生。笔者以为,它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是开启了人文社会纪录片的先河。卢米埃尔举办的这次电影公映为人们示范了电影应当记录当下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的纪实性具有独特的价值。

  [3](美)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董建中、王大庆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1月,第410页。

  [4]钟艺兵、黄望南:《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512页。

  [5]朱日坤、万小刚:《独立纪录:对话中国新锐导演》,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8月,第163页。

  [6][7]钟艺兵、黄望南:《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513页。

  [8]魏素清:《电视节目纵横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5月,第86页。

  [9]冷冶夫、刘新传:《纪实艺术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3月,第187页。

  [10]《新华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4年3月,第833页。

  [11]陈霖、曾一果、高峰、周亚平编著:《新世纪人文纪录片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9页。

  [12][13]李峥:《导演访谈陈为军:一种义务》,朱日坤、万小刚主编:《独立纪录:对话中国新锐导演》,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8月,第161页。

  [14][15][16][17][18]王光艳:《纪录片创作中的题材敏感与突围—〈生命的接力〉创作札记》,《中国电视(纪录)》,2011年第2期。

  [19]见2016年2月29日下午,笔者在武汉大江园南苑对武汉广播电视台海外频道纪录片部原主任尹新秋的采访。

  [20]刘效礼、冷冶夫:《纪实论——2000部军事题材电视片实践谈》,《中国电视》,1993年第2期。

  [21]张梓轩、梁君健:《在温暖影调中携冷静忧思行走世界——导演张以庆专访》,《南方电视学刊》,2010年第2期。

  [22]刘效礼、冷冶夫:《纪实论——2000部军事题材电视片实践谈》,《中国电视》,1993年第2期。

  [23]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页。

  [24]朱景和:《了解中外纪录片之差异走自己的创作之路》,李东生主编:《电视专题文集》,北京出版社,1998年8月,第49页。

  (作者系武汉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

  责任编辑 朱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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