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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江的纪念文稿看韬奋的不朽业绩
2018-11-30    新闻来源:
邓涛
  一
  在火热火红的革命年代,名记者如云。而其中最有名、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范长江与邹韬奋。范长江以记者著称,邹韬奋以编辑见长,他们是革命报业的标志性人物,是革命阵营中最杰出的新闻人。(清华新闻李彬语)
  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长江韬奋奖系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该奖项原分别为范长江新闻奖(奖励记者)和韬奋新闻奖(奖励编辑),2005年两奖合并成长江韬奋奖。由每两年评选一次改成每年评选一次,每届评选获奖者20名(其中长江系列10名,韬奋系列10名)。
  范长江(1909-1970)原名希天。四川内江人。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4年加入天津《大公报》。翌年以该报旅行记者名义去西北采访。沿途采写大量旅行通讯,向国统区人民介绍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揭露西北地方的弊政,描述当地人民啼饥号寒之悲惨景象。“西安事变”后赴延安采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是内地第一个去陕北根据地采访的记者。1938年,范长江脱离了《大公报》。1939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和一些同志创办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国际新闻社,还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期间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解放战争时期,跟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负责宣传工作。
  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总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国家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重要职务。“文革”中受到迫害,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逝世。(见1984年《中国新闻年鉴》)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笔名韬奋。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1921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1923年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1926年10月担任《生活》周刊主编。“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1932年7月,生活书店正式成立。团结大批进步作者,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56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次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流亡海外。1935年8月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全力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1936年11月,他因积极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获释,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移师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沪病逝。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要求,追认邹韬奋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毛泽东同志称赞他道:“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二
  在中国新闻界有两座丰碑,一曰记者范长江,二曰编辑邹韬奋。两位红色传媒大家对现当代的新闻出版事业之发展厥功至伟。探长江与韬奋的澎湃交集,源自何时何地呢?据范长江写的《我的自述》(长江在1969年1月根据回忆写的一份“交代”材料):1930年上海爆发了中国革命问题的大论战,有“新生命”派,有改组派,有神州国光社派,有邹韬奋的《生活》周刊,还有许多派别。我对邹韬奋的《生活》周刊较有兴趣,和这个刊物通过一些信,西安事变前后,我和邹韬奋成为好朋友。
  1937年7月31日,韬奋和其他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人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获释出狱。在群众欢迎大会上,韬奋当场题词:“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当年12月25日中午,邹韬奋和范长江在冯玉祥请文化界人士聚餐时喜相逢。午餐间,李协和、冯玉祥、沈钧儒、王造时先后致辞。诸人谈毕,冯唱《吃饭歌》,李公朴唱《五月的鲜花》,为答谢“七君子”在狱中时承多方关怀,由李公朴、王造时、沈钧儒、邹韬奋合歌《义勇军进行曲》,后王造时唱《毕业歌》。据范长江写于1967年10月15日的一篇文章:我为大公报写了一篇社论稿,题为《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主张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反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因此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生激烈冲突。他不同意发表我写的社论,于是我把这篇文章拿到当时发行最广的左派刊物《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主编的第三十六号,1938年1月13日在武汉出版)去发表了。
  1938年1月,为加强编辑出版工作,在汉口的生活书店总店成立编审委员会,韬奋、胡愈之、钱俊瑞、金仲华、范希天(范长江)、柳湜、张仲实、沈兹九、杜重远、钱亦石、王纪元11人为编审委员会委员。在黄花岗纪念节即1938年3月30日下午2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汉口青年会二楼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据第二天《扫荡报》的消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昨日正式成立》报道:邹韬奋到会。主席团范长江致开幕词,强调说明组织学会之目的有二:一、进行自我教育,二、部分地解决当前新闻事业的困难。“青记”把当时新闻界的“前辈”,都推选为名誉理事,计有:邵力子、于右任、叶楚伧、张季鸾、曾虚白、王芸生、郭沫若、邹韬奋、金仲华、杜重远、潘梓年、萧同兹、陈博生、丁文安、王亚明。
  4月1日,“青记”学术组主编的《新闻记者》月刊在汉口创刊。范长江在“青记”总会兼负学术组责任,在该刊创刊号上写了《青年记者学会组织的必要和前途》一文代发刊词。为了表示对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支持,韬奋在《新闻记者》的创刊号发表了《新闻记者活动的正确动机》,文中指出:“做新闻记者最应该有的是活动力,尤其应该有的是活动的正确动机。”“就新闻记者的立场看来,所谓活动力是不怕麻烦的研究,不怕艰苦的搜索,有时也包括不怕艰险的奔波。新闻记者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的,所以对于知识的补充和当前切要问题的内容,都须有继续不断的研究和探讨的。至于搜索材料和奔波采访,那也是新闻记者的分内事,可是非有坚忍耐烦勇往直前的精神不可。”
  1938年9月18日,邹韬奋与沈钧儒等代表全国救国会,由武汉经南昌前往江西北部德安一带慰劳抗战军队。途中韬奋先到湖北阳新前线慰问,邂逅前线记者范长江和陆诒,他们同在一个村庄上住宿,夜谈三小时讨论前线部队急需的药品和书报等的供应问题。韬奋说,不到前线,不亲身接触前线军民,不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愿望,就不可能真正为抗战服务。
  生活书店是韬奋创办的进步出版机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恶劣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与日本侵略者和白色恐怖顽强抗争,坚持传播真理、服务大众,出版了大量宣传先进文化、关注国计民生的红色书刊,呼唤人民奋起抗日救国,鼓励人民走向进步、走向革命,为红色出版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1938年生活书店图书目录中包括《沦亡的平津》(抗战,长江等著)、《西北战云》(长江著)、《徐州突围》(长江等著)、《西线风云》(长江著)、《瞻回东战场》(抗战,长江和罗平等著)、《卢沟桥到漳河》(抗战,长江和小方等著)。
  在“九省通衢”的武汉,新闻界救国会会员范长江常到沈钧儒家中商谈。沈老最小的女儿沈谱得以认识范长江。与沈钧儒同为“七君子”的邹韬奋系范长江的好友,亦为沈老的好友。由邹韬奋牵红线,向沈老推荐范长江给沈谱(金陵女子大学学生)。两年多后的1940年12月10日,范长江和沈谱在重庆喜结良缘,周恩来同志出席婚礼。在数百位来宾满座的婚礼上,胸佩大红花满面笑容的沈老对邹韬奋夫妇说:“谱的婚姻大事办好了,终身有伴,我也放心了。”周恩来祝贺新夫妇“同心同德”,冯玉祥和于右任送贺联,黄炎培、王昆仑、郭沫若、田汉赠贺诗。
  1941年3月5日,邹韬奋从桂林抵达香港。暂住湾仔峡道15号5楼金仲华家。与金仲华、范长江等文化界人士会晤。是月,邹韬奋主持成立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由邹韬奋、杨东莼、范长江、张友渔、于毅夫、金仲华、韩幽桐七人为常务理事;廖承志约韬奋等人开会,讨论办报的具体工作——参加者有邹韬奋、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张明养、胡仲持、夏衍,会议讨论了报刊名称,同意廖承志提议的报名《华商报》。4月8日,范长江主持的《华商报》创刊,辟专栏刊登韬奋撰写的长篇抗战史料《抗战以来》,每日连载,至6月30日登完。共得文七十七篇。5月17日,新版《大众生活》在香港出版,主编韬奋。同月31日,《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5月29日作,署名韬奋、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载香港《华商报》,香港《大众生活》6月7日新4号特载。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在社会上影响大,成为日、汪、蒋等各方必欲捕而害之的对象。经过廖承志等同志的精心安排,和东江游击队的具体帮助,大批文化界人士安全撤离香港,进入内地受到妥善安置。
  1944年7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消息《邹韬奋范长江等(引题)致电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主题)希望他们把根据地真实情况报道给全国全世界(副题)》。当月24日晨,7时20分,韬奋在上海医院逝世。8月18日在苏北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追悼邹韬奋先生的大会隆重举行,到会党政军民各界人士数千人。中国文化界先进战士——邹韬奋先生的好友范长江等演讲,提出邹先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关怀民族和人民的伟大气魄,以及一丝不苟贯彻始终的事业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三
  邹先生病逝后,范长江为韬奋写的第一篇文章见1944年11月22日的《解放日报》,题目是《大公无私、虚怀若谷》。长江写道:“韬奋先生大公无私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大家都知道,生活书店是他主持的……该店不但有巨大的影响,而且有相当的资财……然而当韬奋先生于皖南事变后为抗议大后方的逆流,愤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潜往南洋进行民主运动的时候,一般人不会想像他个人最低物质生活会发生问题。”“他又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善于与乐于团结共同战线上的同志。”
  1949年7月,范长江为邹韬奋写了第二篇文章——《念韬奋同志》(见当月24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闻日报》《大公报》)。文中指出,韬奋使人难忘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朴实的作风,对待问题老老实实的态度。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应特别值得提倡的一种品格。由于他老实诚朴,韬奋的进步在他的思想上是实实在在的。韬奋的第二个特点是热爱真理,热爱人民。他是临死时才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的思想,在他当时的觉悟基础上,一发现真理,立即全力以赴。韬奋第三个特点,是专心业务、忘我的工作精神。韬奋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文化业务上,是日益精深,他终日专心致志于政治上与思想上的问题,勤勤恳恳,孜孜不倦。我从没有听过他谈他的个人问题。长江认为,“韬奋之死,对于新中国新闻事业来说,尤其是重大的损失。他是中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而且他自己是以从事新闻工作为乐的。”
  1955年8月1日,范长江在北京撰文《韬奋的思想的发展》。范文指出:“他(韬奋)自觉地参加革命斗争,是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开始的,到一九四四年流亡病逝”。“韬奋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所追求解决的问题,用他当时的话来说,是‘世界的大势’和‘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文中强调,“韬奋一生,是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摆脱出来转到无产阶级立场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道路,是广大的有善良愿望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韬奋在作风上最突出的优良表现,是高度的群众观点和老实刻苦的精神。”范长江写道,“韬奋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之一。韬奋言论影响的广大,在近代的文化战士中,是不多见的。”“韬奋早死,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事业的一个损失。但是,他的事业、他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1959年7月21日,为纪念韬奋同志逝世十五周年,范长江在上海华东医院作《为真理而奋斗》一文。短文开宗明义:“韬奋同志最感动人,也是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是他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小文强调指出,“在香港流亡的大半年中,是他一生写得最痛快淋漓的时候,也是他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时候。《抗战以来》一书,对蒋介石集团妥协投降、专制独裁的丑恶面貌,作了彻底的揭露,而对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比较系统的宣扬。在一九四二年他被迫转入地下,并且得了癌症以后,他在极端痛苦、辗转床榻的情形下,还写了几万字的《患难余生记》。”“在过去黑暗统治时代,只要违反反动统治者的利益,清谈真理也是有危险的。如果一定要为真理的实现而奋斗,在反动统治者看来,就是严重的敌我问题了。所以要为真理而奋斗,没有献身真理的精神,没有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和毅力是办不到的。韬奋正由于有这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优点,所以他在政治上成熟的过程是比较快的。”长江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有了个人得失的考虑,就不敢说真话,风格就不会高。应当从韬奋同志的战斗生活中,吸取他的优秀思想来提高我们自己。”次日,范长江又为邹韬奋写了一篇名曰《忘我的人》的小言论。言论中透露了一件韬奋办《华商报》期间的往事:一同志说韬奋的家庭生活中,有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如房租问题、吃饭问题、小孩生病问题等等。大家决定用预支稿费的办法,叫人去安排韬奋家的生活。长江继而使出了对比手法,“有几个与韬奋同时代的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犯了错误。”“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计较个人的得失。”长江一针见血地指出,“两种思想,两种作风,当然也就是两个前途。”“任何一个革命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社会事业家,他的首要条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所从事的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作为自己最高的生命,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如果没有这一条,经常在个人名利中打圈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真正伟大成就的。”长江最后道出了结论。
  1964年7月23日,为了纪念韬奋同志逝世二十周年,长江又为韬奋写了一篇小文章——《一个光辉的榜样》。“他(韬奋)在临终的遗嘱上,没有一点悲观的情绪,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充满了信心,对中国共产党表现了无限的信任和爱戴。他这时已经不止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了。”“韬奋遗嘱所希望的目标是‘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而且在许多方面已大大地超过了。”长江写道,“韬奋之所以感动人,也是不断推动他前进的最大的动力,是他自己所常说的‘人民大众的立场’。”“由于这一个基本精神,他才能经常关心人民大众,了解人民大众的要求,吸取人民大众的知识和经验,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由于他有鲜明的立场,能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利益,以革命的利益为利益,所以他能嫉恶如仇和从善如流。”长江的评价:“韬奋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新闻记者,他在中国抗日斗争的整个历史时期,用他的笔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长江在文末发出号召,“现在我们处于比那时更加伟大的时代,应当有更多更好的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出版战线上,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做出更加光辉的贡献。”
  曾任《中国日报》副总编辑的老报人于友离休后说,韬奋和长江是我们新闻记者学习的榜样,他们共同的坚持真理和说真话的理念,无疑是我们需要认真学习的重要思想。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韬奋与长江这两面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大旗互为知己,从范长江追忆邹韬奋的6篇文章中我们不难管窥“抗日救亡为己任”“大公无私、虚怀若谷”——韬奋先生创造了不朽业绩,其是一个忘我的人,一生为真理而奋斗,是我等传媒人永远的光辉榜样。
  (作者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叶宝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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