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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蔷薇》:女性形象的“反身份建构”与传播教育旨归
2019-04-02    新闻来源:
薛梅 谢源
  【摘要】  2017年岁末的谍战大剧《红蔷薇》既以其强情节、高悬念的谍战剧特殊优势深受观众喜爱,又成功运用“反身份建构”方式进行了女性形象的典型塑造,即利用违背受众固定思维的预设形象,破除人们思维中的刻板化认知模型,以新奇的视角来塑造和诠释作品中的角色形象,完成了十九大报告中对文艺作品需“激励人们向上向善”的要求,发挥了文艺作品在正确价值观传播、教育、引领方面的积极导向功能。作品通过顾霜菊的贫苦出身与价值观塑造完成了“反身份建构”的反面教育;通过夏雨竹的高贵身份与正能量展现完成了“反身份建构”的正面传播;通过以“竹”正“菊”、以正育反完成了“反身份建构”的传播教育与旨归引领。正是这种“反身份建构”表征手法的成功运用,使《红蔷薇》成为一部“展现女性精神力量”的“不一样的谍战”大剧。
  【关键词】 《红蔷薇》  “反身份建构”  女性形象  价值观  传播教育
  2009年的《潜伏》、2010年的《黎明之前》、2015年的《伪装者》等谍战题材作品,一经播出,均立刻成为谍战剧的巅峰之作、现象之作,受到观众喜爱并频频斩获大奖。2017年岁末,《红蔷薇》《风筝》的热播同样获得较高收视率,成功圈粉无数。而作为优秀的谍战题材电视剧,不应只是在情节上以卧底、特务、情报交换、悬疑、爱情、暴力刑讯等元素展现特殊年代的间谍及地下秘密活动主题,更应当在此基础上通过特有的方式成功塑造典型人物形象,进行正确价值观的传播、教育、引领。在这一点上,《红蔷薇》可谓两者兼顾,既以其强情节、高悬念的谍战剧特殊优势深受观众喜爱,又成功运用“反身份建构”方式进行了女性形象的典型塑造,完成了十九大报告中对文艺作品需“激励人们向上向善”的要求,发挥了文艺作品在正确价值观传播、教育、引领方面的积极导向功能。
  一、“反身份建构”与《红蔷薇》
  所谓“反身份建构”(Anti identity construction),是从符号学角度,利用违背受众固定思维的预设形象,破除人们思维中的刻板化认知模型,以新奇的视角来塑造和诠释作品中的角色形象,试图对角色形象进行反思,以达到文艺作品在价值观上的传播、教育旨归的特殊表征手法。
  在以往的很多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由于主要人物形象与读者、观众心目中的预设形象十分吻合,所以非常容易被受众所接受,受众认为本该如此,因此虽然正面的被喜欢、反面的被憎恶,但却影响了人物形象的丰满度,也并没有收到特别强烈的传播和教育效果。随着20世纪中后期后现代符号学理论的涌现、传播和发展,这种“反身份建构”的表征手法渐渐被运用。2017年岁末的谍战题材电视剧《红蔷薇》就是明显并成功运用了“反身份建构”手法进行女性形象塑造并达到其在价值观上的传播教育旨归的典型案例。
  《红蔷薇》讲述了革命年代不谙世事的千金小姐夏雨竹遭遇人生变故,与丫头顾霜菊相依为命、情同姐妹,却因不同际遇,分别成为中共地下情工人员和国民党特务,最终雨竹为了信仰从容赴死,霜菊被震憾和感召并反省回头却惨遭杀害的一段“钢铁姐妹情”和谍战人生故事。作品既展现了革命年代的残酷与真实,又渗透了女性精神和人性力量。《红蔷薇》正是在谍战的典型环境中,运用“反身份建构”的特殊表征法,让剧中顾霜菊、夏雨竹等女性典型角色打破了观众的预设形象,破除了刻板化的认知模型,从而获得了较高的丰满度,具有了多元的可阐释空间,从多侧面实现了对人性、情感的真实反映,加强了对价值观的正确教育和引领,成就了一部“不一样的谍战”大剧。该剧播出期间收视节节攀升,网络点击量突破13亿。《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赞该剧“展现女性精神力量”,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切入,为谍战剧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思路,树立了新标杆。笔者认为,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该剧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反身份建构”及其传播教育旨归。
  二、“反身份建构”的反面教育:顾霜菊的贫苦出身与价值观塑造
  反面教育是指利用反面案例开展的教育。真假美丑总是相伴而行的,在中国伦理学史中,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认为,一个人如果真正弄懂了善与不善的道理,就会为善去恶,而善与不善必须靠双向解释、正反比较才能清晰。“有比较才能鉴别”,没有反面做比较,人们对是非、荣辱、美丑、真假就不能有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所以,反面教育是深化正面效果的有效手段。《红蔷薇》中正是通过对顾霜菊形象的“反身份建构”和价值观塑造来进行反面教育的。
  顾霜菊在剧中本是贫苦家庭出身,身份卑微,从小被贪财的父母卖到夏家,做了夏家的丫鬟,贴身服侍夏家千金夏雨竹。这一角色在观众的预设形象中本该是拥有善良本份、同情弱者、渴望平等的人性光辉的。而剧中,主创人员破除了这样的习惯性阐释路径和刻板化的认知模型,让这个有着穷人身份、经历过家庭贫苦和父母遗弃的女性,在价值观上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她虽然自己也是穷苦阶层的一员,却一直错误地认为穷人都只贪钱不讲感情,觉得“上等人”就一定是好的,自己作为小姐的丫鬟,永远都低人一等,生来就是保护小姐的。不仅缺乏了对弱者本该有的同情,而且等级观念根深蒂固。面对因饥荒而流落街头的乞丐,顾霜菊立即阻止前去帮助的小姐:“这些人最可恨了,你给了一个,他们就有一堆人围上来,他们都是贪得无厌的。”面对与贫苦大众一起干革命的任致远,顾霜菊疑惑:“致远老师,你为什么要和这些穷人来往?这些穷人没几个是好人。你跟他们来往,他们会给你一直带危险。”“他们只配过那样的生活。”面对自己的亲哥哥,她也总是投以瞧不起的眼光,鄙视他的“没出息”,甚至到最后还在问小姐:“你为什么总是要为别人,为长发,为那些毫不相干的人”。作为特务,她在军统中执行任务时不择手段,滥杀无辜……这些正是该剧对顾霜菊这一女性形象的“反身份建构”,贫苦家庭出生的身份与她的价值观形成较大的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观众带来的是主动反思而不是被动接受,进而通过夏雨竹、任致远、顾长发等人对她的帮助与示范,明确告诉霜菊,也告诉观众,“我们都是平等的人”“人人生而平等,都是劳苦大众”“不应瞧不起穷人”“也许给他们一个铜板,就能救他们一命”……这种通过“反身份建构”的适当反面教育所达到的“向上向善”的激励和价值观引领作用,显然比直接按预设形象进行常规化、刻板化塑造,给观众的印象更为深刻,教育效果更加强烈,也让这个有缺陷的角色形象更加真实动人。这就是人物塑造“反身份建构”的成功。
  三、“反身份建构”的正面传播:夏雨竹的高贵身份与正能量展现
  相较于反面教育,正面传播是指利用积极的、正能量的人与事来传播正确的人性价值观与精神理念。在《红蔷薇》中,同样也是运用对女一号夏雨竹的“反身份建构”来实现正面传播和正能量展现的。
  夏雨竹在剧中出自夏家大族,哥哥本是政界公务员,虽兄妹父母双亡,但留下豪宅,且管家老妈侍女一应俱全,所以夏雨竹是一个妥妥的千金小姐。这一有着高贵身份的富家小姐形象在观众的预设中应当是高高在上、弱不经风的,相较于顾霜菊而言,她反而最应该是歧视穷人、柔弱不堪的形象。但作品却依然成功运用“反身份建构”的表现手法,一步步展现了她从一个懵懂天真、不谙世事的富家千金成长为一名智勇兼具的优秀谍报人员的成长历程。剧中的夏雨竹虽然是贵族小姐,却有着善良本性和平等意识,一直视丫鬟顾霜菊为自家姐妹,告诉她“我们都是平等的”,甚至将无线电学校的考试名额让给霜菊,鼓励她走自己的路。虽然生于豪门、看似柔弱,但骨子里却有着异于常人的坚强,为了自己的信仰无所畏惧。霜菊曾问严刑之下都不肯牵连顾长发的夏雨竹:“我记得小时候你是最胆小了,你一点都不害怕吗?”她回答说:“我只怕连累长发,他是无辜的。”霜菊还在质疑:“你是革命者,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这样做值得吗?”雨竹坚定的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些普通人。我们都是平等的人。”在剧尾,不幸被捕的夏雨竹更是展现出一个优秀谍报人员的坚强内质和精神力量。就连对她执行暴力刑讯任务的职员都感叹:“这女人看起来弱不经风的,可却有一身的硬骨头。”最终为了信仰从容赴死的夏雨竹,留给观众的是其千金小姐身份下难得的凛然正气和满满的正能量。这一切,也恰恰是作品的“反身份建构”所达到的正面传播功效。
  四、“反身份建构”的以正育反:以“竹”正“菊”的传播教育与旨归引领
  通过“反身份建构”,《红蔷薇》既完成了对贫苦出身的顾霜菊的价值观塑造,也完成了对身份高贵的夏雨竹的正能量展现。既有反面教育,又有正面传播,本已难得,而该剧的高明之处在于,在此基础上更能通过以正育反、以“竹”正“菊”的叙事策略,最终完成作品的正确价值观传播教育和旨归引领。
  尽管剧中两位女主角由于不同的际遇,分别成为了中共地下情工人员和国民党特务,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信仰和价值观上也背道而驰,但“竹”“菊”二人的姐妹情却是贯穿全剧的线索。作品抓住这一纽带,自始至终以“反身份建构”下的夏雨竹的正能量积极影响并教育“反身份建构”下的顾霜菊的价值观走向。即便顾霜菊在军统中“不择手段”而节节高升,离正确的价值观和人性越走越远时,夏雨竹也没有放弃她、敌视她,因为她知道,顾霜菊的内心始终是挣扎的,所以依然通过无微不至的帮助与感化、教育,力图将其拉回正确的轨道。最终,夏雨竹临刑前的一番姐妹交心感动了顾霜菊,夏雨竹的从容赴死让霜菊的内心受到了震憾,霜菊在作品的最后毅然脱下军统制服,上交所有的“荣誉”奖章,决然选择退役,并清醒地表示:“这些靠滥杀无辜换来的荣誉,又有什么意义呢?”回到哥哥顾长发身边,打算做回一个普通人。虽然幡然回头的顾霜菊还是遭到了军统的无情杀害,但所有的观众都已明白,她的选择是对的。至此,电视剧彻底完成了基于“反身份建构”之下的女性形象塑造及其价值观的传播教育与旨归引领。
  综上所述,“反身份建构”所“反”的其实并非是“身份”的本体,而是“反”的一种典型的形象表征,即一种存在于人们思维中的固定认知模型。当代著名符号学家托马斯·西比奥克曾经指出,模型建构行为是人类一种内在的符号应用能力,在习惯性的阐释路径下,认知模型倾向于固定,甚至僵化。《红蔷薇》中的女性形象“反身份建构”正是作者所采取的一种特殊而有效的叙事策略,以对人们思维中的刻板化认知模型加以破除,是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下纷繁复杂的人性的有力尝试,更能够体现生活本身的多元面貌,更贴近人性真实,并引发观众深层次的反思,还原作品中人物与事件的矛盾本质和多元性,摆脱一元性和简约化的偏执叙事,从而更强有力地引领观众“向上向善”。由此可见,《红蔷薇》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通过内在的积极向上且符合时代需求的精神力量,不但俘获了大批传统观众,更实力圈粉年轻受众群体。这种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品的“反身份建构”表征方法的成功运用。
  (作者薛梅系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谢源系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叶宝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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